屠城后，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上海。6月5号，我走上街头抗议屠城；6月6号，我带领群众设置路障抗议屠杀。当天晚上，我被秘密逮捕，关进臭名昭著的虹口看守所。1989年8月22号，在上海市虹口俱乐部召开的公判大会上，我被判三年。
1989年年底，我被押到远东最大的提篮桥监狱，和另外二个女暴徒被关禁闭。监狱的冬天特别的冷，而管教却把我丈夫送来的寒衣退回去，我只得在单薄的长裤里，套上五条短裤。至今，我的关节炎都没有痊愈。
三年的囚禁生活，生不如死。当我被牙疼折磨的受不了时，我把老虎钳伸进嘴里……当组长看到血淋淋的牙上还粘了一块肉时，她尖叫一声捂上了眼。三年大牢，我失去了五颗牙。
出狱后，被开除公职的我，没有一分钱低保，没有一分钱医疗费。从监狱带来的伤口久久不愈，我只得把烧红的铁皮摁上去；因过敏而皮肤溃烂，我只得把盐水浇上去……
89年时，我的丈夫被澳洲的语言学校而录取。我被判刑后，他的留学梦夭折。为了养家糊口，他在下班后去装空调修电器。有一次，从脚手架上摔下，肾受到伤害。至今他起床时，内衣和被褥都湿漉漉的……
我的儿子从小就有多动症。我进大牢后，才9岁的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小暴徒，成为唾沫和石头的靶子。他的额角，至今还留着一块伤疤。学校的宣传栏里， 挂着‘共和国卫士’和‘共和国暴徒’的照片，在他稚嫩的心上，插上了一把尖刀。18岁时他想参军，街道办的人乜着眼：“你有这样的母亲还想参军？”由于我 频频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警察进出我家如履平地，让他一直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
去年年初，实在不堪忍受的我们，撇下儿子逃到澳洲。一年半过去了，我和唯一的儿子天各一方，每一天都在思念的痛苦中煎熬。
屠城后，有多少鲜活的生命被碾成齑粉，有多少抗暴者的家属，生活在精神和经济的双重痛苦中。昨天，轧伟林走了，一个以死抗争，以死而谏的父亲走了； 今天，李旺阳走了，他被凶手谋杀了—这是64屠杀的延续，这是屠杀后重复的屠杀，这是变本加厉的屠杀，这是穷凶极恶的屠杀。
我知道柴玲你很幸福。你危难时，有国际上正义的力量来拯救你；你要说话时，有无数的话筒对着你；你要行动时，有无数的镁光灯罩着你。你有健康的丈夫，你有三个幸福的孩子，你拥有完美的事业，你拥有天伦之乐。可我呢？
死不瞑目的英灵；失去孩子的父亲母亲；大屠杀中的伤者，残者，病者，株连者，迫害者，还有那些因64判刑而失去退休金的垂垂老者……
够了！够了！23年来，迫害一分钟都没有停止过，镇压一分钟都没有停止过。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居然大谈‘宽恕’，这是帮闲，也是帮凶。
请你在夜深人静时，摸一摸自己的胸口，摸一摸自己的良心。
2012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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