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y 21, 2016

致中共无期囚徒王炳章博士公开信

终结党国!重建民国!
致中共无期囚徒王炳章博士公开
辛灏年
编者按:2003年,王炳章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消息传来,王炳章的战友傅申奇等发起组织《王炳章营救委员会》,215日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宾馆举行“抗议中共陷害王炳章博士”大会。会上王炳章的妹妹、弟弟,羊子、魏玲女士,辛灏年先生等一大批王炳章的家人、同道和朋友发表了讲话。之后辛灏年先生写下了这封情真意切的信,信中讲了三个问题:
一、王炳章具有许多知识分子所没有的卓越品格
辛先生听够了别人对王炳章的糟蹋和关于他的坏话,但没有听他“说过任何一个人的坏话,糟蹋过任何一个人。”这是怎样的胸怀和品格?
二、王炳章博士与二十年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关系
王炳章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第一个公然举旗反共要民主的”,把他“称为整个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也毫不过份。”并且他坚守了真正的中国民主运动、特别是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两大原则”:爱国和爱民。并始终坚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独立性。
九十年代,面对那个不认中国、不要中国的李登辉国民党,王炳章曾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说:“我们有骨气、有理想的大陆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充当你们的特务和线人的。对不起,这种交易,我不能做。”这和那些拿了钱不认账,不干事的人有着怎样的天渊之别?
三、王炳章是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王炳章充分汲取了历史反思的研究成果,在“看清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诡谲风云,和一个胜利者精心编制的历史谎言。”之后了断然地选择了那一条“既有传承、又有发展”的正确历史道路,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曾开创成功、却至今没有完成的中国民主建国之路。一曲《重建中华民国》的响亮之歌,展现了当代中国民主建国的明确道路。
辛先生特别赞赏王炳章的立场---只要当代那个专制统治者,不宣称永远放弃暴力,并保证不再用暴力来镇压人民及其正当的民主要求,开始信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人民就永远不能放弃暴力反抗的权利,特别是“革命的天赋人权”!
辛灏年先生在信中对当代民主革命家王炳章的认知和评价,对八九后民运圈的观感和质询,对自我的反省的鞭策,对历史前景的期待和展望等等,虽经岁月的洗刷,迄今仍然那么的鲜活、真切和富有启发。可惜读到这封信的朋友少之又少,今天我们诚挚的向所有新老朋友、同人和同道介绍这封信,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最后,我们想说:辛灏年先生的历史期待——“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走王炳章博士的道路,将伟大的中国国民革命推向最后成功!”即将成为现实!
并且我们要向所有中华儿女重复辛灏年先生充满信心的展望:你我都要相信,中华国民的好日子就在前头!
中国民主党(海外)美国委员会评论员
芾箐/fu qing
《民主党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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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23
致中共无期囚徒王炳章博士公开
辛灏年
王炳章博士:
  此时此刻,我不想向你致以任何世俗的问候。我深知,对于一个身陷“巴士底狱”的正义者和不幸者,对于一个早已不害怕将牢底坐穿的民主革命家来说,你不需要这个。因为你不会崩垮的意志,从未中断的追求,已经使你无需再汲取任何世俗的力量,来面对那个酷似欧洲中世纪教权统治的“北京洋教政权”了。仅仅是在几天前,你面对“邪教审判”,曾高声呼喊“中国的民主一定能够胜利”,亦已证明我对你认知的正确。
  然而,我却要给你写下这一封信。我要告诉你,当你被当代、甚至是历史上最黑暗的统治机器判处终身监禁的消息传来时,当全世界正派的华人,都不得不陷入愤怒或痛惜之中的时候,在纽约“抗议中共陷害王炳章博士”的大会上,我,一个根本不是民运人士的文化人,你的一个最普通的朋友,一个熟人,究竟为你说了些什么?
  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几乎是含着眼泪,向着你稀少的战友,众多支持你的华侨,所说的,实在是已经在我的心里埋藏得太久太久的话。这些话,倘使你如今不是身陷囹圄,恐怕一个学者专家的清高和矜持,一个普通朋友害怕是非的恐惧心态,一个知识分子常有的瞻前和顾后,依然要逼迫我欲言又止。
  王炳章博士,我在那个声援你的大会上承认,我是在听够了你的坏话、甚至是听够了对你的糟蹋之后,才有“缘份”与你相识的。但我承认,当你第一次和朋友来看我时,我还是感觉到:这人,从他的举止、谈吐、修养和风度来看,还真有点“革命领袖”的作派呢。
  此后,我们见面的机会虽然并不多,但我还是渐渐地了解了你思想的脉搏,你那传奇式的经历,令人不平的遭遇,还有,就是你的意志──一种怎样颠扑不破的意志啊!
  所以,我在纽约营救你的大会上所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王炳章具有许多知识分子所没有的卓越品格
  因为我将心比心,将己比你,便使自己深深地感觉到:你思想胆大,行动也胆大;而我则是“思想胆大,行动胆小”。就像我只敢辨识“谁是新中国”,证明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华民国才是一个真正的新中国,指斥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民国史上的一段“乱世和恶世”,是一次“全方位的专制复辟”──虽然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但是,我却不敢像你那样,一旦真理在手,就会立即投身到号召“重建中华民国”的伟大民主革命实践中去……
  你绝不害怕是非缠身,敢于脚踏惊雷;而我面对是非,总是望而怯步。就像我在读完了你题名为《中国民主革命之路》的书稿之后,虽然相当佩服,却只敢婉言谢绝你请我写序的要求,因为我害怕被卷进可怕的“民运是非”之中去。而你,虽然是非缠身十数年,却始终毫无惧色,照样在你那个“背景复杂、是非连天”的阵营内外,横冲直撞,只为了信念和明天,而奋斗不止。
  你忍辱负重,百折不挠。而我却带着一个文化人似乎荡涤不尽的自尊和清高,难免文人的牢骚和一个知识分子的不平心态。为那个不想要中国的“台湾中华民国和国民党”,对我的长期打压和肆意诬蔑,多少怀有一些怨悱之心。(1)然而,在王若望先生的追悼会上,你所遭遇的“相煎太急”,虽然令人扼腕,事后,在许多朋友都在为你深感不平之时,你却满含泪水,一言不发。此后,也从未表示过一丁点怨恨和不满。就是在那个晚上,我才像是突然地意识到:我虽然听够了别人说你的坏话,甚至是听够了别人对你的糟蹋,但是,却从来没有听到你说过任何一个人的坏话,糟蹋过任何一个人。而当我将这个突然的觉悟,告诉给你的许多朋友时,他们都好像是“恍然而大悟”──
  炳章,我要告诉你的是,王若望先生的未亡人、我的羊子师母,已经在那个营救你的大会上,向你表示了深深的道歉,明言了她当时实在没有力量来抗拒的“苦衷”;黄景贤先生也当即走上讲台,证明王炳章博士确实没有说过任何人的一句坏话。会后,许多人都聚在一起,为此嗟叹不已。王炳章博士,你难得的品性和人格,终于经受了岁月的煎熬,上帝还是公正的!
  今天,我是多么希望你的“那些”战友们,都能够对你捐弃前嫌,积极、真诚地参与到海内外营救你的活动中去,并重新共同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奋斗!
  我在大会上所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王炳章博士与二十年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关系
  我首先就开门见山地宣称:你是当代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创者,就是将你称为整个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也毫不过份。因为,无庸讳言的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第一个公然举旗反共要民主的,就是你。这和那些出于对共产党的形形色色“忠诚”,要给那个专制复辟政党以各种各样“建言”,而反遭迫害者,岂但不能“同日而语”,而且不能“同性而论”。
  其次,我毫不讳言地指出,二十年来,你王炳章算是坚守了真正的中国民主运动、特别是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两大原则”:
  一个原则就是你只做中国的民运,绝不做美国和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国民运”;也绝不做那个不认、不要中国的“台湾中国民运”。并且是不给钱不做,给钱也不做!八十年代,你曾向支持中国大陆海外民主运动的蒋经国先生说:“你是你,我是我。你们支持了我们,我们也要保留批评国民党的权力。”九十年代,面对那个不认中国、不要中国的李登辉国民党,你曾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说:“我们有骨气、有理想的大陆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充当你们的特务和线人的。对不起,这种交易,我不能做。”(2
  你坚守的另一个原则,就是那两个“绝不可以改变的民主运动立场”。一是爱国主义的立场,二是爱民主义的立场。为前者,你坚持民主运动就是爱国主义运动;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是爱中国的民主运动;而爱中国的民主运动,就只能是追求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国家。于后者,则爱民就必须反共。因为共产专制复辟制度,才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我在大会上介绍了你写的那一篇“究竟应该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文章。我告诉大家,在这篇文章里,你实在已经将中国民主运动应有的爱国爱民立场,表述得异常清楚和明白。
  我的话为你赢来了一阵阵急风骤雨般的掌声。是的,人民是知情的,华侨是懂义的。你的“真正的战友们”,也是“心有灵犀,一点就通”的。
  再就是,我在这个营救你的大会上,对十四年前那个太大的“民运是非”,直率地提出了看法。我认为:“一九八九年春天的海外‘倒王事件’,是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由盛而衰的分水岭”。
  虽然这个事件既为中共一手策划,又为中共特务一手谋划和发动,但因它利用了海外民运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你在民运工作中难免的缺失,所以,至今没有人敢于在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进行认真的反思。而我,作为一个非民运人士,并且是历史学者,却认为:由于“倒王”事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和相当范围内,极大地扭曲并败坏了你的形象,甚至直到今天,它都在直接地影响着海外民运阵营对你义不容辞的营救工作,所以,我才决心学习你“不怕是非缠身”的勇敢精神,针对着这一“大是大非”,向大家提出了四个问题:
  一是“倒王”之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不是越来越团结了?二是“倒王”之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不是越来越有人气和力量了?三是“倒王”之后,海外民主运动是不是更叫共产党害怕了?四是“倒王”之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否越来越得到了广大华侨和留学生的支持、参加和援助了?
  如果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全是正面的,则“倒王”即便是错的,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如果王炳章一个人受了冤屈,但整个海外民主运动却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那就让王炳章委屈去吧──我这样说,想你不会生气。但是,如果针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竟然全部是反面的,那我这个海外民运的局外人,就不得不问上一问,“倒王”事件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绝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我思索了很久的一个结果。因为,当我翻阅了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全部《中国之春》杂志之后,我所了解到的,八九年前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构成成份、正确方向、和生龙活虎的状态,实在与我已经亲眼看到的──八九年之后的海外民运,形成了鲜明的历史性对照。就不说,八九年春夏之交的血腥中国,又曾给海外中国民主运动带来了怎样的“历史契机”啊!然而,九十年代之后的海外中国民主运动,其每况愈下的凄凉景状,竟然只能叫人痛彻心脾……
  我知道,我说了这话,便是要得罪人的了。但我的话,实在不是针对任何人而来。因为,十四年前的那一场是非,既然已经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与局面,我们就有理由对那一场大是大非,作一个起码的反思和反醒。这不是为了任何人,甚至不是为了你王炳章,而是为了海外中国民主运动能够回到她的正确道路上来。
  炳章,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的这一段话,并没有赢得一丁点掌声。相反,整个会场,寂静得似乎连掉下一根针头都能听见。不,那不是窒息,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沉重反思,所必然要有的“无声序曲”……
  而我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称你是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炳章,你不要骄傲。因为,这并非是在恭维你。而是在告诉大家,你是在经过了惨淡的追寻,和冷静的思考,并且能够将个人的全部愿望,熔入了国内人民的痛苦意志之后,你才开始了对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倡导和实践。
  我首先就向大家介绍了你曾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为什么对共产党就不能讲革命?”然后,我便就事论事的地问说:“一个政党,无辜地、残忍地、连续地革掉了数千万民命,并且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再地推进了痛苦的深渊,而我们,无数被戕害者及其后代,无数决心为自由而战的民主战士,在它于八九年那一次公开的血腥屠城之后,便连对它说一声“革命”,便是错误的?甚至是“有罪”的?
  天理安在?!
  至此,我不得不把你的话叙述了一遍。你说过:只要当代那个专制统治者,不宣称永远放弃暴力,并保证不再用暴力来镇压人民及其正当的民主要求,开始信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人民就永远不能放弃暴力反抗的权利,特别是“革命的天赋人权”!因为,面对一个不用暴力来镇压自己人民的政权,却要使用暴力反抗,诚然是不理性的;但是,面对一个不仅迷信暴力,而且一贯使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的残暴政权,却要口口声声地对着自己的人民,“念经”一样地高喊大叫着“和平、理性、非暴力”,则同样是不理性的,这无非是在为共产党“拉偏架”!
  掌声,响亮的,如同一阵汹涌浪涛般的掌声,轰地便震响在整个会场之上。我知道,那可不是给我的,而是给你的……
  我告诉大家,我和你的交往,仅仅是“君子之交”。至今,你都没有请我吃过一碗牛肉面,而我,至多也就请你吃过一次“印度面包”。但是,我们是在交往中谋求共识,在共识中增进友谊。而作为增进友谊、形成共识之纽带的,也就是那两本书。一本便是你的《中国民主革命之路》,
它使我爱不释手;一本就是我的《谁是新中国》,你也确乎是认真地阅读了它。因为,它们,一本是用自己在海外整整二十年的血肉奋斗,才凝就的,志在揭示如何“走通”中国民主革命之路的“真经”;一本则是在国内呕心沥血十数年,才研究写成的,对于历史是非的痛苦辨识。好与坏,有价值和无价值,就都留给别人和后人去评说吧。但在你我之间,这两本书,一本帮助我理解了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纯洁理想和正确方式,一本则帮助你看清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诡谲风云,和一个胜利者精心编制的历史谎言。作为革命家的你,终因蓦然回首,而断然地选择了那一条“既有传承、又有发展”的正确历史道路,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曾开创成功、却至今没有完成的中国民主建国之路。自此,由《谁是新中国》
所辨识的历史是非,终于在你的心里,展现了当代中国民主建国的明确道路,一曲《重建中华民国》的响亮之歌,岂但使得“谁是新中国”的辨识者肝肠一震,而且,它那嘹亮的呼喊,更是震响在“黄花岗”先烈们那一座座斑驳脱落的石碑上空……倡导者的聪慧,实践者的坚韧,由此而集你于一身。而今,当你深陷“巴士底狱”,就侧身在黄花岗烈士陵园之时,(3)你可听见烈士们的英魂,正在向你呼叫着怎样的期望吗──
你要把那牢底坐穿!
你更要将那复辟了专制的洋教朝廷坐翻!
“…………”
  炳章兄,你听真切了吗?
  王炳章博士,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你表明:我有明了是非之心,但不敢涉足是非;我有民主革命之识,却不敢身体力行;我有对真正反共民运的同情和支持,又总是踟蹰、徘徊在它的惊波险浪之外──文人的毛病啊!知识分子的苟且啊!
  但是,在这个营救你的大会上,我却要真正开始学习你的精神,勇敢地讲出真话,大胆地匡正是非,责无旁贷地宣称了自己对历史的期望,那就是──
  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走王炳章博士的道路,将伟大的中国国民革命推向最后成功!
  一阵惊雷般的掌声,真的将我的心和众多华侨的心熔化在、激荡在一起了……
  王炳章博士,走笔至此,我深知自己也已经躲不过那些“明枪暗箭”了,虽然它们曾射得你满身流血、遍体鳞伤。所以,即便如我所宣誓的那样,恪守本份,永远只做一个文化人,我也将“是祸躲不过”。因为,虽然你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但只因我你,在海外,都仅仅想做国内痛苦民众的“代言人”和“代行人”,都既要反对中共的“专制一统”,又要追求中国的“民主统一”,所以,我们才被迫共享着“四面楚歌的海外困境”,那就是:
  共产党恨我们,国民党嫌我们,民进党讨厌我们,“中共民运特务”们要仇视和诬蔑我们。
  然而,你早就不怕了!我打今天起也不想再害怕了!既然那个曾用人民鲜血涂抹过“红色恐怖万岁”的中共,因为你而“恐怖不已”──既要在境外对你实行“恐怖绑架”,又要是非颠倒地将你诬陷为“恐怖暴力犯罪”,你因此已经为国、为民、为明天而被终身囚禁,我就自然应该铭记古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在当代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万难道路上,尽我应尽的心责。
  炳章,我无法向你表述,当我看见你在狱中写给女儿的信上所写的那一句话时,我深心之处曾涌溢着怎样的感觉。然而,是夜难寐,才有第二天营救大会上的慷慨言词,才有今日笔底的汹涌波澜。
  炳章兄,保重。
    你我都要相信,中华国民的好日子就在前头!
愚兄: 辛灏年  敬致
零三年三月三日于美国纽约
注解:
一、1994年从中国来海外报告大陆民间“反思现代史”成就的辛灏年,长期遭遇台湾国民党当权者、台独势力、特别是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总盟的抵制、打压和诬蔑,他们甚至派出驻外武官在侨界公开诬蔑他是“中共高级特务”,在北美各地抵制海外一些华侨团体(包括三民主义大同盟分盟)邀请他讲演,销毁全美第十四届年会曾一致通过的“邀请辛灏年赴台巡回讲演的签字文件”,销毁辛的讲演录像……。事后因遭到海外众多华侨的质询、甚至指斥,而回称“听纽约民运说辛灏年是中共高级特务,是民运分子”而了之。海外报刊亦曾有报道。原因是辛灏年在他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的历史专著《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曾声明:“……本书作者虽然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虽然仅仅是一个学术工作者,但仍然要郑重声明的是:作者在本书上卷所为之辨析和辩护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只能是那个曾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艰难推进了民主建国历程的中华民国,和那个曾创造了、并扞卫过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而不是一方面企图将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传承予以腰斩、一方面则企图诱导整个台湾走上分裂祖国和割断历史之路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如果这样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已在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话。”而这个原则,始终都贯穿于辛灏年的其它著述及其所有的学术讲演活动之中。
二、引自王炳章“重建中华民国”一文。《黄花岗》杂志第二期。
三、作者写这封信前后,王炳章博士正在黄花岗起义烈士陵园所在的广州遭遇第二次“邪教审判”。
王炳章营救委员抗议大会新闻稿”

王炳章营救委员会公告(四)
由全球各地一百多名各界人士组成的《王炳章营救委员会》,在各地举行了不同形式的抗议活动。二月十五日,《王炳章营救委员会》在纽约的成员,借喜来登大酒家的会议厅举行了《强烈抗议中共当局迫害王炳章大会》,会议由营救委员会主要发起人傅申奇主持。会议共有五个议程:一、王炳章的亲属发言;二、营救委员会代表发言三、邀请贵宾发言四、宣读美国外传来的书面发言五、自由发言 王炳章的妹妹王玉华宣读了王炳章的父母给中国政府领导人的第三封《公开信》。(全文另发)在读信过程中,王玉华声泪俱下,情景感人。王炳武作了《我所认识的哥哥:王炳章》的演讲(全文另发),感情真挚、内容真实感人,王炳武自己数度饮泣,也令在座的人士动情含泪。
接着,《营救委员会》的代表郑原、高光俊、唐捷和项小吉发言。郑原是王炳章的老朋友,他充满深情地回顾了王炳章从创立《中国之春》以来二十多年的历程,充分肯定王炳章为中国民主运动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并朗诵了献给王柄章的诗(已发表在《自由时报》上)。唐捷是老民联成员,她的发言中有一句足以成为名言的话:“王炳章身上所有的缺点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但是,王炳章所有的有的优点,也许我们都没有。”代表们的发言中对革命的概念和王炳章的民主革命立场作了许多阐述,并作了明确的肯定。
来宾中,《黄花岗》杂志社社长马佩华女士;《民主论坛》主编洪泽胜先生;中国民主党的庄炎先生;王若望的夫人羊子女士;以及魏玲女士都作了发言,抗议中共当局对王炳章的迫害,从各个角度指出这一审判的不公正和荒谬,并对如何营救王炳章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羊子女士的一段话引起热烈的掌声,她说:王炳章是鹰,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呼吁大家齐心协力来救援我们的鹰。辛灏年先生也作了精采的发言,获得阵阵掌声。会议还宣读了来自欧洲的岳武和纪晓峰以及澳大利亚秦晋的书面发言(全文另发)。
黄景贤,华夏子等作了自由发言。
最后会议主持人傅申奇说:这次会议只是营救王炳章行动的开始,而不是结束,要和中共当局下一盘没有期限的棋。
 王炳章姐姐王金环在中领馆前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弟弟王炳章

终结党国!重建民国!
                                     中华民国在全中国!





Thursday, May 19, 2016

《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

王炳章
编者按:十四年前,中国民主运动海外力量的缔造者王炳章先生在越南边境被中共当局绑架回国,并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共当局之所以如此不惜工本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剥夺王炳章先生的人身自由。是因为对他的恐惧。
1982年,王炳章獲加拿大麥吉爾大學醫學院醫學哲學博士學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國後公費留學生在北美獲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人。如果他按照既定的人生轨迹按部就班前行,可谓前程似锦。然而他放弃了,他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同年他创办了海外第一份民主刊物《中国之春》,集结民主力量,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令中共当局惊恐万丈的反对派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集结了大批海内外民主人士,策划了连续不断的行动,书写了中共篡权后民主反对派有组织与之博弈的精彩篇章。王炳章先生一开始就明确他从事的是中国民主运动,他宣告中国之春运动是被中共当局镇压的大陆七九民运的继续,他把被关押的十三名大陆著名民运人士列为名誉编辑。
1997年他把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汇集成《民运手册》(正式出版时定名为《中国民主革命之路》),
其中对于民主理念、原则、战略、策略等各方面的论述迄今仍然是未被超越的经典论述。
1998年二月,他怀揣《民运手册》闯关回国,推动组党运动。更显示他不是在海外作理论秀,座谈秀,抗议秀的著名人士,而是能演讲,能写作,能策划和组织行动的真正的民运领袖。
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旗帜鲜明的指出中国需要的一场民主革命,绝不是什么改革和改良;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指出革命的不可避免,还指明了革命后的中国向何处去!早在民联时期,他就在回答记者问:未来民主中共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时就明确回答:民主中国实施47年宪法,回复中华民国国号,就自然解决了两岸问题。
之后他与辛灏年先生深切交流后,写下了纲领性的文章《重建中华民国》发表在《黄花岗》第二期。
正如著名的大陆民国宪政派领军人物书海飘香指出的:“90年代末期大陆互联网的兴起,一些致力于历史真相还原的学者著述得以在网络传播。这个时期辛灏年所著的《谁是新中国》
 影响了中国第一批互联网使用者。在该书中,他明确提出回归中华民国法统概念。2000年王炳章在《重建中华民国》一文中也强调提出了重建中华民国的主张。
中共当局惧怕《谁是新中国》一书对历史问题的梳理和正本清源,以及对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否定。更害怕王炳章博士把重建民国变成实际的运动。
十多年来,尽管王炳章博士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然而牢房不能囚禁他自由的心,这在他下面的家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可以让他欣慰的是,他强调的重建中华民国的政治主张被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反对派人士所接受,重建中华民国运动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并将势不可挡!
在蔡英文女士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女总统之际,我们期盼她能看清中华民国的光荣历程和历史地位,以及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理解保护中华民国血脉的历史意义。如果她能审时度势,推动政治北伐,以民主统一中国,支持在全中国范围内重建中华民国,那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的历史英雄!

中国民主党(海外)美国委员会评论员
芾箐/fu qing
《民主党通讯》
电邮:mishuchu99@gmail.com
微信:9176504572
脸书:Cdp Uscommittee


2016520

《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
王炳章
孩子们,其实,我在读博士学位期间,即已开始做《中国之春》创建的准备工作。我也向某些人透露过我推动民运的想法。可是,他们没有在意,当真,以为我是说着玩的。
对了,我要再提一下我的老所长Dr.Faque,他对我太好了,我一直感觉对不起他。何出此言呢?他对我的好你们大概都听说过。我到加拿大后,他问我,你每月多少钱?我说365加元,他说我每月补助你300元,使你的留学生涯丰富多彩一些,唯一的条件是你不要告诉中国政府我补助了你,否则他们会砍掉一部分你的补助。1980年我去美国的新爱尔良参加世界高血压学术会议,他给我买好机票不说,还塞给我600美元,叫我在美国玩个痛快。我用其中的一部分钱在纽约给王梅买了最高级的4喇叭音响,收音,录音多用机。否则我哪有钱买那样的奢侈品?哪有钱资助炳武,王梅自费来加拿大留学。另,每到节假日,Dr.Jaque总是带我去他的家中与他儿女一起过,还带我去湖边的别墅过长周末。我一直对不起他的是,他一直盼望着我回国后与吴英凯教授创办研究所,与他的所进行学术合作,由他提供设备,试验用药,一起攻坚某些高端项目。我的研究所非常费钱,每天平均的花费300美元,他知道中国政府肯定拿不出这笔钱,所以他曾承诺帮助搞经费。每当他向我说起他的计划,总是得意非凡,憧憬着未来,我只能默默听着,一点也不敢向他透露我真实的想法。
直到我创办《中国之春》的新闻大爆炸,
我才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说明情况,当然他很有风度,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真的对不起我的两位恩师。我愿来世再做他们的学生,补上我的亏欠。
再把话题拉回来,博士论文答辩一通过,我立马紧锣密鼓的筹备起来。我也要谢一下宁嘉晨,他在筹备期间给我一些技术上的指导,以后的路数,大体沿着我们预先的设计而展开。比如,天安在2012513日在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上,代我领奖时,曾代妈妈念了一篇感谢辞。感谢辞中提到,我到哥伦比亚大学找中国留学生梁恒,找梁恒早在我的计划之中。
1980年起我就开始注意梁恒的行动。1980年他在湖南师范学院读书时,曾参加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竞选,他上台发表竞选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相信马列主义”立即博得了掌声一片。湖南师院的自由选举被当时在此校教书的JudyShapiro—一位美国女教师,用电讯传向世界。全世界几十个国家都进行了报道。后来Judy成了梁恒的第一任妻子。他俩的婚事还是邓小平批准的,因为,当时涉外婚姻还是鲜事,除邓小平外没有人敢批准。他俩可能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桩涉外婚事。这些我都是在媒体上知道的。Judy和梁恒在中国之春开始创办阶段给了重要的帮助,在纽约我们一直住在他们家里,所有的英文资料。几乎都是Judy翻译的,她的英文漂亮之极。还有19821117日我第一次记者会在纽约的希尔顿酒店举行,租金85美元也是Judy给付的。第一期的《中国之春》由则由陈晃中先生免费印刷,陈先生是一位爱国侨领,拥有一家大型印刷厂。《中国之春》就这样在没有任何背景下独立地诞生了。1982年底,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第一次公开讲演,《中国之春》创办之初非常轰动。我走到哪里都是鲜花和掌声。孩子们或许你们要问。你在当初,可曾遇见到中国民主之路是如此艰难吗?你曾做好了吃大苦的准备了吗?我的回答是:Yes(是的)你们可以查查历史的记录,我1982年底在哥大的讲演以《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为题整理成文,发表在香港杂志《70年代》该杂志从70年代后改名为《90年代》是当时香港著名的政论杂志。你们可以看到,我早已预见到。我选择的道路是坎坷与艰难的,我甚至做好被暗杀的准备。1984年江南命案发生后,竹联邦二把手张安乐(堂号白狼)于1985年在纽约的记者会上公布了另一个暗杀案—刺杀王炳章案。张安乐直称暗杀的背后推手是中共,接手任务的是美国加州左派帮派,但是他们不了解王炳章的行踪,所以找到竹联邦头上,要他们提供线索。白狼问其暗杀理由,该帮派头目说:“王炳章卖国”中共指派而灭之。白狼立即制止了他们,警告说“王炳章最爱国,你们若是胡来,我定灭了你们”。白狼立即通知我“处境危险。中共要暗杀你,立即转移。白狼还向美国当局报告了情况。白狼的记者会是公开的,报刊都做了报道。你们可能已经知道。当然,当今的中国领导人与那时的领导人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的命是够硬的。每遇危险,都有想不到的高人帮我排除。2002年我在越南被绑架,绑架者原本也是想杀掉我,但,我又一次脱逃了被劫杀的恶运。我在泰国,柬埔寨都遇到过险状,关于这些事,以后在说。《中国之春》发起之初,我曾写过一篇长文《中国民主运动的困难》刊登在《中国之春》你们可以找到,将之译成英文发表而公布之。在那片长文中,我列举了在中国推动推进民主的种种困难。指出,这是一条异常艰苦的漫长道路,我们这一批人甚至参加不了中国民主大厦的奠基礼,但是,我们愿做铺路的石子,让后人踏着我们前进、、、这篇稿子,打字小姐一边打字一边流泪,完成后不仅没有要钱,还捐了我们一笔善款。孩子们,应该说,对于中国民主的艰辛,我早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应该说,就目前中国大陆。台湾,港,澳的现状看,情况已经超过我的预期。台湾早已顺利转型,民主运行渐趋完善。香港的法制,在世界上都是先进的,民主选举只是临门一脚之事。不久就可以实现。至于中国内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多元已经成为官方的主旋律。我一向认为,观念的转变是最重要的转变,安徽的小岗村分田到户,上面默许了,就是观念转变的结果—在头脑中推翻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观念。你看土地一分到户,二,三年整个中国的农业就翻身了。告别了物质短缺的时代。政治上也是一样,观念转变了,具体措施一到位,中国政治生态立马就变样。观念转变了,大多知识分子形成共识,你不想变都不行。不是这种转型,就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转型。形势比人强,任何人也档不住的。一位曾资助中国民运的人士说道非常实际,他讲“我支持中国民运短期而言,任何政府都要有制衡,民运对执政当局就是一种制衡。长期而言,民运无非是两种结局:一是政治体制改革,反对派可以合法的身份在本土活动了,那么民运必须成为一种合法的政治力量,立足于中国。反之,不进行政治改革,那么早晚会出现政治危机,,那么民运可能会成为一种可能替代的力量而收拾乱局。因此,民运的两种前途,都是光明的。出此之外还有别的前途吗?没有了,也因此,我资助民运,是零风险的投资,何乐而不为呢”
孩子们,就我主观而言,我希望执政当局能主动促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那么,民运就可以象南韩,台湾当年的反对派一样,合法地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样,对中国的转型而言,代价较小,我不希望社会的转型象利比亚和叙利亚那样。那样的话,反对派也可以登上本土的政治舞台,但,毕竟代价太大。
放眼今日,神州大地,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的呼声铺天盖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公民维权运动,风起云涌,这是30年中国之春耕耘的结果,
也是体制内的民主人士发力的结果也是共产党内开明人士改革开放的结果。可以说,中国正处于巨变的前夜,中国民主潮流的发展,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们这一代应该可以看到中国民主大厦奠基礼。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个人的荣辱,进退是微不足道的。一位中共官员曾与我辩论说“你王炳章不就是想作中国将来的总统吗?”我说:“你这样说也太低估了我王炳章的理想主义了,尚若真有那么一天,我王炳章的第一个选择是作台上执政者的反对派。因为,中国没有容忍政治反对派的传统。只有执政者与反对派合法地公开制衡与竞争,才算真正建立了民主制度”。我还开导那位官员说:“尚若有一天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可以来找我,我可以保护保护你的人权、、、、
亲爱的孩子们,这就是我—你们的爸爸。很抱歉,你们生在我家,我没能给你们提供物质上富贵,但是,我给你们提供了一份精神上的财产。
2
6日,是我的生日,在我65岁到来之际,仅以此文奉送你们—我的孩子们,以帮助你们走进爸爸的世界。
永远爱你们的,爸爸
王炳章
2013.1.30

北江监狱,单身囚牢

终结党国!重建民国!

Friday, May 13, 2016

雷洋的同学来了!

终结党国!重建民国!

雷洋的同学来了!




编者按:人民大学2005级环境学院学生,2012年硕士毕业,现就职中国循环经济学会,在环境和生态问题研究方面颇有成就的雷洋。在新婚一周年之际迎来刚刚出生的孩子、然而在赴机场迎接父母的路上,却离奇身亡。官方发布了不同版本的剧本和解说,但都是荒诞可笑,匪夷所思,挑战正常人的神经和逻辑。
为此,中国人民大学88级部分校友发布声明,呼吁“最高权力机关展开对雷洋死因的独立、公正调查,我们要求严惩肇事凶手、彻底整顿约束公安纪律,我们要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城市秩序。”
堪称社会菁英的雷洋,埋头专业领域的研究,不管政治,无意纷争,并颇有成就,未曾想刹那间成了重大政治议题,其家属成了重点维稳对象。而那些与世无争的学长、学弟也忍不住拍案而起发表声明并希望广为转发。
这可说是以悲催的事实印证了一个真理:你可以不管恶质的政治,但终有一天恶质的政治会管你,而且以荒唐离奇的方式管你。
同学们还发出威胁性言论:“在我们未老的未来,我们不会无所谓的。对恶,我们不会忍太久。”
那就必须能先弄明白中国人面对的是怎样的“恶”,并反省为何一直采取“忍”的态度。
这个“恶”不是几个恶警,不是几个脏官,而是中共的党国体制,对这个体制国民政府曾发布“戡乱”令。历史已经证明:中共首脑就是一帮乱臣贼子,犯下了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共产政权就是匪帮政权,在其治下的大陆是中华民国的沦陷区。在沦陷区任何人都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而笼罩在可以随意解释的“规矩”的阴影之下,从草民到红朝大臣概不例外。正如声明所说:像雷洋、孙志刚这样的草民被害的“恶行可能每天都在发生,却湮没无闻。”即便是位及国家主席荣尊的刘少奇;前任帮首的妻子江青;不可一世的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之流,一旦在帮内格斗中失势,便成了可以按“帮规”任意处置的替罪羊。如今可以恣意妄为用左手行军礼的习大帝,有朝一日大权旁落,也同样会被“规矩”修理!
因此,只要党国体制不终结,“独立、公正调查”就是不可能的,“严惩肇事凶手、彻底整顿约束公安纪律,”更是一厢情愿,除非是被抛出的替罪羊。
92级的同学也来了,发布了关于雷洋事件的声明。声明说:“在生命的天平上,未经正当程序,每个人的生命安全都不容强权践踏”“每一条生命都值得尊重,每一位公民的权利都应得到保护”。问题是党国体制的本质就是漠视人的生命,党国体制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尊重生命,包括他们同类的生命。并且在党国权贵的眼里所有的人不是党的群众,就是党的敌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公民,更遑论公民权利了。
我们像同学们一样深信:“公平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终不会缺席”。但一定是党国体制终结之后,因此终结党国体制这个“恶”就是一切的根本。
要去除这个“恶”,需要广大民众的觉醒和共同的行动,首先,觉悟者不论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都应刻意与匪帮切割,绝不为虎作伥。并向更多的人们揭示匪帮的本质,促进全民的觉醒。一旦时机到来,一起奋起推倒“柏林墙”。
我们认定:只有终结党国,重建民国!广大民众才能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城市秩序。”
不要再乞求、下跪,而要联合起来,至少与匪帮不合作,进而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传播终结党国的理念,集结终结党国的力量,等待机会,创造机会,终结党国体制。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六四以来被强权压制,习惯于埋头专业不问政治的学生们、专家学者们终于觉醒过来,不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而是走出象牙塔,关注时事,发出声音,这说明他们对“恶”的忍已经到了尽头,这也是民众大觉醒的前兆!
既然已经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那除恶务尽的大潮好会远吗?
终结党国!重建民国!
是振兴中国的必由之路!
中国民主党(海外)美国委员会评论员
芾箐/fu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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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88级部分校友就雷洋同学意外身亡的声明
惊悉人大05级同学雷洋57日晚的突然死亡,我们无比震惊、悲痛和愤怒。
雷洋同学是我校2005级环境学院学生,2012年硕士毕业,现就职中国循环经济学会,正从事国人当下最为关注的环境和生态问题研究。然而,就在新婚一周年之际迎来刚刚出生的孩子、赴机场迎接探望父母的离家路上,却意外身亡。
根据昌平警方至前为止公布的消息,雷洋同学死于在足疗店嫖娼后被抓捕与警方的肢体冲突和“强制约束”过程中,送医急救时已经停止呼吸。对此,我们十分不解,无比震惊。
从人之常情出发,我们很难相信一位初为人父的青年才俊会在接机途中先行嫖娼。而且,目前除了警方单方面提供的所谓两百元嫖资,并无其他任何证据证实其发生嫖娼行为并且被当场抓获。雷洋死因未明却被执法机构横泼污水,有干扰公众视线和未来调查的嫌疑,我们感到难以理解昌平警方的说法。更难以理解的,如昌平警方目前所证实的情况,雷洋是在小东口派出所接获举报出警然后被三名身着便衣的警员制服、采取强制措施的。查处卖淫嫖娼属于治安案件,按照现行规定,派出所出警必须由穿着正式警服、佩戴完整警号的正式警察执行,出警全过程必须使用警录仪,而且严格遵守针对卖淫嫖娼的取证规定。但是显而易见的,昌平警方并未如此执法,不能不让人震惊!雷洋在首善之区遭遇的,并不是所谓执法程序瑕疵的问题,而是严重的违法渎职!
对昌平警方的种种矫饰说辞,我们非常愤怒!回放雷洋意外身亡的整个过程,已经不像意外,更像是一次以普通人、以城市中产阶级为对象、随机狩猎的恶行!而且,这种恶行可能每天都在发生,却湮没无闻。因为,无论雷洋嫖娼与否(何况区区200元在一个足疗店能做什么?),他都不涉及任何刑事犯罪;即使他如我们普通人等一样,存在道德瑕疵,也罪不至死;即使他不满强制处置,可能妨碍公务,未经审判也不应当被就地处决!
身为雷洋学长,早早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打拼多年,校友们多和雷洋一道分布在各个专业领域,却不敢以社会精英自居。我们痛感,在改革开放3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人身安全和公民权利并没有得到基本保障,而这本应是警察部门的职责,也是从执政党的“十二大”至习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依法治国”的庄严政治承诺。

我们遗憾地发现,虽然自2003年孙志刚案后新的胡温征服及时废除了收容条例、人们免除了因为缺乏暂住证而可能被随时收容的恐惧,虽然2013年习近平主席主导废除了劳教制度、人民免除了未经审判即可由公安机关强制剥夺人身自由多至两年的恐惧,虽然法院审判向更独立、更公开、更公正的方向加速改革,但是,警方任意侵害人身权利的普遍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遏止,在公民遭遇拆迁、儿童被拐卖等大量日常不法伤害的时候,也难以得到警方对公民人身安全的充分保障,公安机关与公民的关系极不正常。
所以,雷洋的死绝非意外,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悲剧。我们呼吁最高权力机关展开对雷洋死因的独立、公正调查,我们要求严惩肇事凶手、彻底整顿约束公安纪律,我们要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城市秩序。舍此,在我们未老的未来,我们不会无所谓的。对恶,我们不会忍太久。

中国人民大学1988级部分校友
2016511日。

雷洋的同学来了!!!

中国人民大学1992级部分校友关于雷洋事件的声明
今天,我们1992级部分校友经过慎重思考,发出这份声明:我们不希望这一事件成为某些人茶余酒后无聊的谈资,不希望这一事件被媒体过度消费,不希望给死者家属带来舆论的二次伤害。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昌平警方发布的两次声明及相关警员接受媒体采访的陈述中,没有看到对生命的尊重,没有看到对执法程序的反思,更没有看到面对死者的哪怕一丝内疚。两份矛盾重重漏洞百出的声明透露了对生命的忽视,视个人尊严如草芥,以及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从当晚的2114分,雷洋被几位便衣“控制”“倒地”,到2209分,他送医不治。我们无法想象在这黑色的一小时内,他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或挣扎。我们想知道这一小时之内发生了什么?这一晚的执法过程是否规范?公权力是否被滥用?但真相依然渺茫。前期的调查和信息发布由涉事警方主导,这一点令人无法接受,随着事态的进展,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积极的变化,检察机关已经介入,主导案件调查,但这只是开始,我们还会持续关注。
我们今天的呼吁不仅是为了逝者雷洋,为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也是为了执法者本身和各级公务人员,今天光环加身,明天会不会沦为阶下囚?在生命的天平上,未经正当程序,每个人的生命安全都不容强权践踏。如果我们的执法机关不能尊重生命,不能程序正义,谁能保证下一个不轮到自己。如果公权力存在滥用现象而得不到制止,当程序正义被漠视甚至践踏而得不到纠正,每一位公民的权利都将无法保证,人人生活在恐惧之中,人人成为受害者。不谈及社会身份,回归本身,我们都是普通公民,每一条生命都值得尊重,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应得到保护。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我们相信公平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终不会缺席。人们期待公平正义,但这种期待如果总是遥遥无期,它又能维持多久?我们只是希望以绵薄之力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我们期待公平正义、期待法治的阳光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注:本声明代表以下署名与部分未署名校友)

中国人民大学1992级署名校友:

毛肖栋(国政系),张晓泉(农经系),黄骏(劳人系),李国庆(会计系),晏俊(国政系),文凯永(国经系),邹春艳(中文系),陈振华(国政系),张勇(计划系),李卉(社会学系),张伟(中文系),曹瑞涛(农经系),段晋鹏(信息系),黄德权(法律系),范锋(工经系),丁书慧(国经系),李德政(档案系),罗丹(计划系),熊磊(信息系),朱力(土管系),陈海翔(计划系),汪云泽(劳人系),刘增明(信息系),邵玉琴(会计系),牛霖琳(计划系),谭宏波(国政系),周琼(农经系),蔡日川(统计系),彭新良(国政系),陈胜利(信息系),王敏(会计系),陈彦韬(经济系),高梓奕(信息系),张云(党史系),陈龙辉(国政系),崔玲(新闻系),王进(会计系),张建宏(劳人系),张瑜瑜(会计系),毛纪富(国政系),钟小林(统计系),台学森(计划系),邹成勇(法律系),饶晓沐(工经系),王海鹏(信息系),付彦(国政系),张晶(计划系),郭仕杰(国政系),郭勇峰(中文系),张立辉(国政系),郭昱平(信息系),丁志琴(工经系),赵新建(档案系),殷俊军(国政系),唐众(法律系),秦刚(金融系),刘寅(财金系),徐炤(农经系),詹梅生(农经系),伊士哲(农经系),江新(历史系),王志刚(贸经系),余昕刚(法律系),王巍(法律系),周晶(法律系),孙涛(法律系),乐智平(法律系),关海棠(法律系),石佳友(法律系),董贵杰(法律系),周莉(外语系),汤世平(财金系),姜坤(中文系),徐荔媛(新闻系),李鹏程(土管系),侯耀东(社会学系),梁媛媛(哲学系),叶勤(哲学系),刘德生(会计系),张世军(统计系),陈进(贸经系),吴玉泉(计划系),杨俊平(国经系) ,沈寒英(社会学系),刘展鹏(哲学系),刘建光(哲学系),李曲(哲学系),侯世斌(哲学系),李晓敏(哲学系),丁清芬(哲学系),谭淏予(哲学系),黄丽红(贸经系), 张国武(劳人系), 曲波(经济系), 孙志祥(社会学系),王海洲(哲学系),聂露(国政系),时兆华(哲学系),钱毅(档案系),邱艾妮(会计系),刘中斌(国政系),夏波(国政系)


Monday, May 9, 2016

《崩塌前的挣扎》

傅申奇2016年5月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评论
傅申奇2016年5月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评论
四九年以来的党权专制在毛时代的晚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以后其权威性和合法性日渐式微,一代不如一代。但习近平接大位后,立志步毛泽东的后尘要扭转乾坤,再造党权专制的极端权威。

上演着酷似拿破仑三世的滑稽剧。
 然而模仿者就是模仿者,无论如何也无法超越前者。
毛泽东对于任何非议者不须亲自动手,甚至不必动口,自有自信十足,正义凛然的打手对之斗无赦!关无赦!杀无赦!而习大帝三申五令不得妄议,频发圣旨,这不许,那不准。但妄议仍然无处不在,离经叛道的举动仍然时刻发生。而他想依靠的官员根本不体恤他的苦衷,不但不为他分忧解难,反而为了自己的面子和利益天天添乱。在海口琼华村展现了应该在抗日电影电视里常有的战争场面,鬼子进村了!

类似场面也天天在各地上演!
而他的打手们也没有了毛时代的自信和正义凛然,不知如何来维护那位大喊法治的主子的颜面和权威。前几日的事情足以表现这种滑稽可笑。
一些公民到苏州林昭墓祭奠,

这肯定是一种妄议,跟班和打手不知如何用法制来阻止这种举动,只能用下三滥的绑架手段。刘士辉律师在公墓的山脚下拍照,就被国保人员架到一个小院里。被抢走了手机,挨了三个耳光,被踹了三脚。打手还说了许多侮辱的话。又被特警带到苏州吴中区藏书派出所,无名被绑最后又无名被放。另一名四川维权人士陈云飞也被绑架,

身上的名片和一件声援艾未未的T恤衫被警方抢走。为此刘士辉和陈云飞在派出所报警,控告有人“抢劫和故意伤害”,但有关警员拒绝给他们报案的回执。当晚刘士辉抵达上海之后仅1个小时,又被不明身分的人绑架,并被殴打。后来又被强行带到机场,飞前往深圳。

另外中国维权老人朱承志4月27日准备去苏州纪念林昭,

但两次遭当局绑架,还曾被丢在浙江乡下。4月30日,他再次前往林昭墓却再次被绑架。同样是无名被绑最后又无名被放。苏州的维权人士倪金方要求派出所出具拘押朱承志的文书而坚持不离开,派出所拒绝。
这一类的事件层出不穷,只说明一个事实:民众和习的跟班、打手都心知肚明,党权专制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而从中也能体会到这一切的下三滥举动都是党权专制权威崩塌前的无意识惯性挣扎!也说明党国终结!民国重建!已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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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3, 2016

《审判者被审判》

傅申奇2016年52日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评论
在过去十多年里,反抗党权专制,争取民权复兴的浪潮风起云涌,其中郭飞雄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他以他的清醒、执着、务实和坚韧深受广大维权者的尊重,

然而也因此成了当局的心头大患,遭受了严重的迫害,被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殴打,关押,酷刑,虐待。不仅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之类的罪名,更有非法经营之类的罪名。关押期间,还长期遭受针对性虐待,包括长期不让放风,身体不适得不到有效治疗等。目前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但仍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为此,国内一批维权人士联署发起征集签名,紧急呼吁各界关注。
紧急呼吁书强调:“不义的审判囚禁了他的自由,但无权摧残他的身体。为了保障郭飞雄应有的人道待遇和基本的医疗权利,强烈要求广东省狱方立即将郭飞雄转到大医院诊断治疗,调查和追究监狱相关人员渎职和虐待在押人员的责任,并根据确诊结果,立即依法对郭飞雄办理保外就医,避免郭飞雄的病情继续恶化。”签名呼应者源源不断。



我们知道当局希望以肉体的折磨来消解郭飞雄的意志。但当局的这一企图是徒劳的。
郭飞雄在判决庭上的最后陈述已给出了答案,审判者已经被审判。他宣告:“这个判决是反正义、反法律的,是中国反民主的黑暗势力
....卑劣的政治迫害。”“本当用于匡扶正义、保障人权的司法机构,颠倒用于构陷无辜的公民,用于碾压人权,用于践踏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宪政民主事业。”他指控审判者:在经历了极权主义酿成的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后,依然持守其衣钵倒行逆施,不择一切手段的维护权力私有和全面专政。其“行为犯罪意图十分明显,情节特别严重,实属恶中之恶。”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刑律。未来民主法治时代的法庭,将用公正的方式审判他们的罪行,将用人道的光芒照耀他们那久已被野性、贪欲、恐惧和仇恨所淹没的人性。并相信,万古千秋的人类都会用悠悠之口谴责中国土地上所有的暴君、所有的压迫者以及所有的反民主黑恶分子们的冥顽不化和天良沦丧、谴责他们不以为耻且自我美化的丛林野性和政治兽性。他已经“用一位屡遭政治构罪和饱受酷刑折磨的不屈的理想主义者愤怒的预言,惩罚了他们“那被极权主义思想所毒化、至今仍不思悔改的灵魂。”
我深信:肉体的折磨无法征服不屈的灵魂。他的预言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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