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anuary 30, 2016

向人民和上帝上诉/附诗一首

唐荆陵:不破楼兰终不还

 编者按:公元2016129日是中共当局又一个极其可耻的一天,中共当局在光天化日之下,又做了一件以法律之名行专制暴行之实的罪恶勾当。广州三君子: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一位律师,一位编辑,一位老师,自2014516日起被关押20个月之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判刑。
这不是公权力对罪恶的审判,而是专权者对公理的审判;这不是法律对罪行的制裁,而是暴政对公民的迫害;这不是正义对邪恶的惩罚,而是恶魔对良知的戕害。
其中被判5年徒刑的唐荆陵律师写下气壮山河的檄文《不破楼兰终不还》,向人民和上帝上诉。
豪迈地宣告:“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专制不除,国运不昌。在人民主权被背弃六十多年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普通男女,经过他们自身艰难的历程,逐步凝聚起坚定的信念,人民必须收回自己的政权。”
历史将见证这一天,被迫害者以公诉人的姿态以正义之矛刺穿了千疮百孔的邪恶专制之盾。至此,施暴者开始了败亡的加速度!

中国民主党(海外)美国委员会评论员

芾箐

fu qing


唐荆陵:不破楼兰终不还

----
我只向人民和上帝上诉

今天我以全然的轻蔑,平静地迎接独裁者的攻击----就是这假法律名义所作出的判决。在法院堂皇的大楼里,我们可以看到庄严华丽的陈设和装饰,看到衣冠俨然的政府雇员,唯独看不到法律,更看不到正义。
在二十多个月的监禁中,甚至更早在2011年我被秘密关押于番禺南大路广州市民警培训中心内和遭遇酷刑期间,我都仔细回顾和反省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我所致力于推进的公民不合作运动,及今天我们被定罪的一切。我更加确信了它们对于增进人类尊严与自由的价值。独裁者的这一纸判决,以及与之相伴的加诸我们和家人的痛苦和屈辱,如果其目的是迫使我们屈服或退缩,那就显然已经失败了。暴政试图以它的凶残吓倒我们,结果只是暴露了自己的虚弱,更徒然加增我对独裁专制的憎恶。我将一如既往地推动非暴力自我解放的进程,因为我的愿望是要让我的祖国获得自由。
我们之无罪,正如对我们的关押、侦查、起诉、审判之有罪一样清楚。热爱自由的人们天然是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他们对那些即使看似无关乎自由的法律也保持同样的敬畏,不会因遵行的不便而拒绝遵守,以免有损于那一体有效的捍卫正义和自由的法律。但是,当对政府权力及其行使的尊重和服从,意味着对人类尊严的贬损和对人权的侵害时,人们就没有义务再合作和服从,这时参与其中就可能成为罪恶的帮凶。有鉴于此,又鉴于这个所谓司法程序已经明显沦为政治迫害的工具和犯罪的遮羞布,因此我对其采取了漠然置之的态度。在开庭期间,我拒绝回答和指控有关的问题,只是我在这么做的时候,仍然尽力保持了对相关政府人员人格的尊重,以免将我对专制独裁的怒火转移到他们身上。他们是否感受到我的善意,我不得而知,至于他们是否如我一样,在这法庭上发现了正义和邪恶的斗争,就更加难为人知了。如果没有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坚持良知的勇气,一个人很难明白这一点,非暴力的微妙之处正在于此。希望我以囚徒身份所做的这一切,能够显示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并引起卷入其中的政府人员的思考。
不管怎样,总会有人坚信:就当局那些指控而言,我是有罪的。甚至无论多少雄辩都不足以改变他们的看法,何况雄辩并非我的强项。如果说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全都是出于立场和利益,也是不确切的。我相信一定有人是真诚地出自他的理性和逻辑确信这一点。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对他们的回答是:如果你要说这是犯罪,那我将很乐意继续犯罪,正如一句法谚所言,“当不义写进了法律,抵抗就成为了义务”。
《圣经》中有话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被定罪,被投入监狱,与家人分离,遭受污辱和苦难,我还远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些逼迫何以成为我的福分,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总有难明之处。我常常祷告,请他加给我力量,以坚守到那揭晓的一刻。我敢说,2011年在秘密监狱里,以及如今在看守所,我所度过的几乎每一个日子,都是坦然而充实的。我从未失去自己的方向。
不少热心的朋友,一直鼓励我,并建议我如果被判有罪,应上诉,以显示不屈的决心,避免给公众留下认罪服判的错误印象,这当然是十分宝贵的意见。只是我从初次得以会见律师以来,就早已反复考虑并做出决定,即无论案件的结果如何,我都将不向中共暴政下的法院上诉。就案件而言,需要寻求的是正义;就我的个人使命而言,乃是寻求自由。许多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在本案的上诉法院,乃至中共辖下任何其它一间法院,都不会是实现正义和自由的场所。在开庭期间,我已论述了这个观点,这就好像一个人不能在暗室里丢了针,却跑到室外就着路灯去寻找一样。另外,法庭也不是为自由而战斗的中心,更不是决定性的场所,即使是在以法院为国之重器的英美法系诸国也不例外。近现代以来,不同国家的许多律师成长为伟大的自由战士,是因为他们在法庭内经历了难以想象的黑暗,而奋然投身于争取民主、捍卫人权的事业,法庭只是他们战斗的起点。在中国,法的统治之建设尚未开步,也缺乏如此传统,法律技术论的观点就很容易成为误导公众的工具。持这种观点的人试图让人们相信,凭借单纯法律技术性和职业性的努力,可以完全在中共当局所设定的框架内实现保卫人权的目标,而无视这个框架本身与人权价值普遍和深刻的对立。这就好像身陷网罗而不自知一般。
经过这一番说明,或许多少可以消除一些朋友们的担忧,希望也有助于他们理解我不上诉的决定。而我则把这篇简短的陈词,理解为向人民、向上帝的上诉。
此外,还有必要再谈谈我对中共法律及司法的总体印象。自从九八年我开始从事法律职业以来,直到如今,司法实务虽已发生了很多改变,法律体系也日益庞杂,某些方面的确有所改善,但仍远不足以改变我对这个领域的一些基本看法,即它们既没有提供基本的人权保护,也没有提供这种保护的可靠承诺。中共宪法中的确出现了一些人权条款,但是如果我们整体性地观察和理解这部宪法,就会发现,那只不过是一些粉饰而已。事实上,我一直对以宪法来称呼这个文件,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而我也从不倾向于从中去寻找中国民主和人权进步事业的合法性渊源。在国民政府时期,我们的先辈经过浴血奋战,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并参与创立了一系列充满人类崇高情操和理想的宪章,只是随即因大陆在内战中沦陷于共产主义,它们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的进程,才告中止。
九八年夏天,我取得了律师职业资格证书,有一天我特意到汕头市龙湖区法院旁听案件,以熟悉我即将从事的职业。当时法庭正在审理一宗强奸案,且快要接近尾声了。年轻的被告突然以一种几乎要哭出来的腔调说到他受到了警察的严刑拷打,连一只睾丸都被踢碎了。他还绝望地问:我还没有结婚,以后该怎么办?法官赶紧惊慌地制止他继续说下去。这一幕,正是中共司法的真正面目,直到如今,并无改变。我相信上帝并不是毫无用意地让我看到这个场景,他让我甫一进入法律职业,就不至于用一种虚假的幻象欺骗自己和误导他人,以为法律和法治已经进入了中共统治的经脉。
十年后,上海闸北公安局内,杨佳以他的奋力一击,算是对这个青年的绝望一问给出了一种答案:吾与汝偕亡的千年回响。杨佳并非我所尊崇的英雄,但即使到如今,我也没有发觉,自己有任何可以俯视他的道德优势。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体验过他们的屈辱,没有迸发过胜过杨佳的血气之勇的勇气,恐怕很难对这个问题有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在一个以坐稳了奴隶而自得的国度,要从专制造成的普遍怯懦中恢复健全的自由人格,勇气正是最对症的良药之一。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专制不除,国运不昌。在人民主权被背弃六十多年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普通男女,经过他们自身艰难的历程,逐步凝聚起坚定的信念,人民必须收回自己的政权。党派专制和个人独裁,已经严重腐蚀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恐惧和欺骗支配下的人们,在怀疑和谄媚的浸染下,变得萎靡和腐朽,人们如同末日疯狂般的攫取个人利益,然后挖空心思逃离被野蛮采夺弄得千疮百孔的矿堆。在历史转折即将来临的关键时刻,中共独裁当局几年来,连续抓捕和重判进步人士,扫荡各类权益类公益NGO20157月更一举秘密关押二十多位进步律师和维权人士,表明了其悍然对抗的决心。
尽管看起来双方力量对比如此悬殊,我希望 一切向往自由的人们,尤其是尚未踏足监狱这一自由战场的人们,不要在这一波攻击面前丧胆。中国古有遗训: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中共当局内的这一小群窃据国权的独裁专制势力,可谓正应了这句古训。他们不仁民而爱物,却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可谓乱;奉西方共产主义之异端恐怖学说,包举宇内以自养,可谓邪;以一党一派一人之意志,践旨于兆民之上,至本末颠倒,上下凌替,可谓逆。以此三亡而不断进击,只是自速其祸而已。我想起斯巴达王里奥尼达和他的三百勇士,在温泉关前迎击波斯王薛西斯的五十万大军,战况如此惨烈,即使战至最后一人,他们仍然送出了平安的捷报。我们也要在这艰难之地继续战斗,直至自由的佳音传遍!
唐荆陵
2016
129


附诗一首


《你已经无路可走》
  作者:赫震
  不用在台上装腔作势,
  不要在台下回避现实。
  天花乱坠的谎言早已经失去价值,
  包藏祸心的表演更已经没了效力。
  不用似是而非,
  上帝的眼睛已经将你洞穿。
  不要转移视线,
  你已经陷入人类的包围圈。
  你还在一意孤行?
  何必风吹草动就胆颤心惊?!
  你仍旧迷信权柄?
  何必藏藏掩掩一如鬼魅夜行?
  收起你残缺不全的血刃吧!
  虽然你把青天白日变成月黑风高。
  放下你白骨累累的魔掌吧!
  虽然你将阳光遮挡变成末日的疯狂。
  历史的绞索已经将你周身困缚,
  车轮下的活人即将站立,
  割断的喉管已经发出呐喊:
  告诉你吧!除了灭亡,你已经无路可走!

Tuesday, January 26, 2016

三民主義過時了嗎?

编者按:这是网友武之璋的文章,虽然很短,但言简意赅,用不多的篇幅讲清了三民主义的核心,及其与台湾主流民意的关系。三民主义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当代民主主义,喜欢不喜欢这个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所含的理念、原则已经在台湾成为现实,还将在大陆成为现实。三民主义没有过时,只会与时俱进增添新的内容。文中也突出了即将全面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所面临的挑战:能否用智慧和专业知识“解決台灣經濟問題、內政問題、兩岸問題!”

中国民主党(海外)美国委员会宣传部

武之璋

三民主義過時了嗎?


洪秀柱參選,洪被綠營打為保守派,並警告社會大眾,洪秀柱現象代表舊勢力復活。舊勢力代表封建、落伍,代表否定主流民意。
後來黨中央團結一心,以洪言論違背主流民意為由,硬把柱給拔掉了。
但是國民黨的理念到㡳是什麼?在馬英九「任人笑駡」及處處配合民進黨去中國化的政䇿下,連國民黨黨員都搞不清楚國民黨的理念是什麼。
國民黨的傳統理念是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是根據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主張,中華民國憲法總則清楚地說明:「中華民國是基於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這也國民黨的傳統,也是國民黨奮鬥的目標。
到了蔣經國時代,根據台灣經驗,把三民主義簡化成民主、法冶、均富三個國家目標。

從歷史的發展,很清楚的顯示,國民黨根據其理念,完成了北伐、抗日、建設台灣。
尤其是建設台灣,在經濟政策上能擺脫民生主義的匡架。走自由經濟的路線,啓用了蔣碩傑、劉大中、嚴家淦、孫運璿、李國鼎等一流學者及財經官員,奠定了台灣經濟基礎。
而民進黨的治國理念是什麼?台獨建國、本土化、去中國化。這些主張都是虛無飃渺的假議題。目的在台灣社會宣染一種革命氣氛。但是誰都知道,台灣社會不須要革命,台灣需要專業知識解決台灣問題。但是民進黨無人有興趣,研究台灣社會問題太麻煩,民進黨人只要喊愛台灣就會當選,何必傷腦筋研究問題呢?。民進黨崛起超過三十年了,民進黨竞沒有培養出一個經濟學家。這個黨憑什麼執政?
我們更要反問民進黨,你們所謂的主流民意是什麼?一切以鬥爭的、仇恨的角度來思考台灣問題,除了增加內部及而岸矛盾外,完全沒有辨法解決台灣經濟問題、內政問題、兩岸問題。

同時我們的更要問題是:民進黨反不反對民治、民有、民享?民進黨反不反對民主、法治均富?
假如不反對,你憑什麼說國民黨的主張不代表主流民意?而你們的執政路線到底是什麼?

Monday, January 25, 201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腥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腥中国
                上海任迺俊
编者按:上海的任迺俊闻甘肃永昌十三岁的小女孩巧克力没有吃到受尽凌辱跳楼自杀的悲惨消息,有感而发,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喷洒出数千言,其中没有什么“砖家”们的高深理论,却句句都是大实话,条条都在情理中。虽有些激愤,但不兜圈子,每个问题都言之有据,直逼要害。那些自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达官显贵们如果真有自信,不妨与任先生对面锣当面敲,展示你们的自信,否则就不要再谈什么自信。可以肯定,赵家人和自以为是赵家人,实际只是赵家五毛的人,都不敢直面文中谈到的问题,最终还是高悬“不得妄议”的免战牌,掩饰自己的心虚罢了!


中国民主党(海外)美国委员会

上海任迺俊自从我的弟弟1972年七月五号惨死在红色恐怖下,就义无反顾的走上了反独裁的道路,



但也有胆小怕事不说话的时候。
比如现在同妻一起在江苏海门丈母娘家就是我最胆小的时候,因为妻是个愚昧胆小怕事的人,她不止一次的对我说如果我在她母亲家被上海警察抓她今后就没脸做人了,她会立即自杀。
可是我昨天被腾讯一条证实的新闻激怒了,现在只能不顾妻子的死活,不说不行了,我是一个比较慎重的人,马路消息从来不传不信。
前几天网上看到我还以为是假新闻,说甘肃永昌十三岁的小女孩,一念之差偷了超市的巧克力被老板扣押,羞辱推搡威胁,女孩的妈妈被找来尽管已经当众打了自己的孩子,超市老板还是要罚150块钱,可是穷人妈妈身上只有十块钱,把做爆米花的老公叫来两人身上也这有95块钱,老板一定要150块钱,否则报警报告学校,可怜的孩子巧克力没有吃到受尽凌辱跳楼自杀了。

看到这里我一下子想起了1972年,当我的小弟惨死在红色恐怖下,警察向我父母收取三块钱火葬费的时候,我的父母身上竟然凑不出三块钱。
旧景重现我无法不愤怒,只能不顾妻子的死活,又要大声说话了。吃人的社会!不反对不行,反对吃人的社会,是每个人的基本底线。
我不想说穷人的孩子偷巧克力是应该的,也不想说超市老板毫无人性的处理是错的。
我要问这个黑暗的社会,为什么时至今日中国的劳动人民连150块钱的罚款都交不起?
而当今所谓专门为人民服务的红二代,他们霸占了多少中国人民的财富?他们个人的财产为什么不能公布?
为什么中国的贪官污吏,那怕是个小小的科长都能贪污1亿多人民币,家中有几十公斤黄金他们为什么有这个机会和权利贪污腐败?

他们为什么不仅自己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独裁者还丧心病狂的不顾中国人民的死活,把中国人民的活命钱全世界滥送。

中国人民为什么自己得不到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统治者却把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送给世界上已经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的国家。



权利极度的膨胀造成了独裁者极度的暴虐与疯狂,他们的疯狂程度不仅超过了人类的底线,他们的理智甚至可能不及一条疯狗。

君不见至今躺在水晶棺材里头像挂在天安门城楼让人民崇拜的千古罪人毛泽东,生前不仅与活人斗,还与死人斗,甚至还与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宋江斗,毛XX临死前组织全国人马猛批狠斗水浒宋江好几年,一直斗到自己咽气,
我想世界上没有哪条疯狗会咬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
动物世界里也不会有哪一条狗大大,会不顾自己家的狗子狗孙生死存亡,把肉骨头刁给外面的野狗吃,狗子狗孙们也不会狗大大,抢下它们狗嘴里的狗粮给外面的狗吃,而欢呼狗大大真英明!这种荒唐透顶的事只有在中国会发生。
别怪社会太黑暗,只怪自己没担当。世界历史在前进,中国在倒退。
100
多年前中国就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可是现在除了朝鲜就是中国最专制,更何况这个吃人的朝鲜政权就是我们中国一手拉扯大的。
你们当初在亡我中华之心不死的苏俄共产党帮助下用欺骗的手段在中国取得政权。
你们欺骗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
可是在你们取得政权后农民的每一寸土地都被你们霸占,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比农奴还要悲惨,农奴主还不舍得饿死农奴几千万,这个只有你们做到了!
后来改革开放了也仅仅是把土地承包给农民,请问你们的耕者有其田什么时候兑现啊?

你们许诺工人消灭剥削阶级消灭人剝削人,可是中国工人在你们的统治下被剥削的更惨重,国民党时期资本家还不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而现在的资本家入党了,谁罢工,谁倒霉。
讨薪的女农民工被你们的警察扭断了脖子光天化日之下临死,头发还被踩在脚下。

你们许诺知识分子自由民主,可是你们一旦取得政权,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多少知识分子被你们镇压?
千古罪人毛泽东大言不愧地说自己焚书坑儒超过秦始皇100倍。
国民党时期人民得到的民主自由是多和少的问题。
而你门上台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是有与没有的问题。

你们的出现是人类的灾难!
你们不仅把中华民族倒退到封建社会甚至不如封建社会。
2000
年前的封建社会孟子公开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共产党来了人民可以这样说吗?即使再温柔的说过去要被打成反革命罪,现在要被打成寻衅滋事罪,颠覆国家政权罪。
你们比封建皇帝更加独裁专制,封建皇帝尚知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甚至还设谏议大夫,批评监督自己。而你们今天竟然不得妄议中央。佩服佩服!本人真的佩服你们的绝顶智商。

你们在前方的云端里挂了一块共产主义的羊头,叫大家累死累活的望前奔,前30年人民奔进了死亡恐怖饥饿的血盆大口!

30年奔进了为人民服务的红二代越来越富有,贫富差别越来越大。你们真的为人民服务吗?
你们真的想实现共产主义吗?请公布你们的个人财产,请把你们的巨额财富与贫穷的人民群众共产一下吧!

不要再用这个手段欺骗中国人民啦!骗子只能骗一时不能骗一世更何况同一个手法,能骗几代人吗?
别再侮辱中国人民的智商,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智商了。

几千年前的皇帝都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诚可畏也。

而你们现在竟然不知道了,我真的感觉你们有点可怜,可悲。
我根据宪法第35条赋予的权利向你们提出批评,请你们不要带头破坏自己定的法律。
我没有寻衅滋事,我仅仅是没有听你们的话,如果有不听话罪你们可以抓我,但是请不要到我丈母娘家来抓我,如果我的妻子死了!不禁是我的损失更加是你们的重大损失,我一贯说!我的妻子是共产党的忠实走狗,比吃狗粮的党员更加忠诚。
你们也不要说我煽颠国家政权罪如果说煽颠罪,你们应该去把你们共产党的老祖宗国际歌的作者抓起来,因为我本来相信你们是大救星!可是国际歌告诉我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还煽动我,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更指出,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就照遍全球。
你们应该上天入地把他抓来归案。

2016.1.5上海任迺俊

Saturday, January 23, 2016

重建中華民國


                                  王炳章


 写在前面
中国民主党(海外)美国委员会评论员
芾箐
fu qing

在台湾实现第三次政党轮回,蔡英文当选中华民国总统,民进党开始全面执政之际,重读《重建中华民国》一文,对中华儿女来说具有深沉的启发意义,引发沉重的历史责任感。这是至今仍身陷囹圄的王炳章博士在世界进入两千年的时写下的,当时发表在《黄花岗》第二期。
为什么说是:重建中华民国?“意思是﹐原來有﹐後來被破壞了﹐現在再重新建立起來。”“在中共叛亂集團的武裝割據下﹐中華民國政府退居臺灣﹐在臺灣堅守中華民國的法統”,然而“近年來﹐臺灣政權逐步放棄了中華民國的實質﹐拋棄了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將中華民國'‘臺獨化',一句話﹐臺灣政權在背叛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李登輝時代‘臺灣化'了﹔在陳水扁時代則‘臺獨化'了。‘中華民國’成了臺灣地方政權的一個代名詞。”
那么中国大陆向何处去?“俄国的路”可做镜鉴,结束苏共专制的俄罗斯其“國家的名稱和旗幟﹐恢復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民主政府時期的樣式。也就是說﹐經過了七十多年的共產革命﹐俄國回到了共產革命前的原點。”所以“俄國的路”﹐最終是個U子型的路──回到原點的路。所谓回到原點﹐就是回到民主政體﹐名為“復舊”而實為“履新”。
現在﹐我們中國的民主人士們﹐在回答结束中共一党专制后“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上﹐可以套用這句話:“走俄國的路﹐這就是結論”。即:推翻中共政權之後﹐中國應當像俄國一樣“復舊──履新”,即:恢復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體制,重建我們原有的民主政權──中華民國,以“民主統一中國”。这是最好的取代,这是既簡單﹑又方便的途徑。
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國府﹐在道義上﹐在政治上﹐理應對中國大陸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華民國應當是屬於全中國人民的。如果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放棄了這一責任﹐如果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被臺獨人士竊據了﹐大陸人民反而有責任與臺灣的有識之士一道﹐將中華民國拿回來﹐恢復其本來面目﹐並使之發揚光大。”
重建中華民國﹐使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是我們全體中華兒女的責任。我們必須結合中國大陸﹑臺灣﹑港澳﹑海外一切華人的力量﹐重新舉起孫中山的旗幟﹐重建曾經屬於﹑未來也必然屬於全體中華兒女的中華民國。”
本次台湾选举,因看似国民党得分的“习马会”;以恐怖手段打压香港出版自由的铜锣湾书店事件;以及荒唐可笑的“反台独”周子瑜事件等等因素,使民进党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了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
这体现了民主价值已经在台湾扎下了根,显示了选民的选票是实实在在起作用的,台湾选民用选票狠狠地煽了中共一记耳光。但其中暗含了毛泽东的逻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那就成了凡是中共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中共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绝大多数选民选择了中共反对的民进党。不过逢共必反的情绪有朝着逢中必反的民粹方向演进,这是令人担忧的。
因此我们在祝贺蔡英文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不敢奢望民进党政权会承担起推行政治北伐,在全中国重建中华民国的责任,但希望民进党政权至少守住底线,仍然保持中华民国的国旗,国统和法统,为在全中国重建中华民国保留良好的基础。
我们旗帜鲜明的宣告:中华民国属于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中华民国发展史上的一页,是一段专制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的插曲。

重建中華民國
王炳章
一、“走俄國的路﹐這就是結論”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及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掀起了一股“非共”﹑“復舊”熱。列寧格勒改回彼得格勒﹐很多以列寧﹑斯大林﹑高爾基和捷爾任斯基等蘇共元老命名的地名﹑街命﹐都像彼得格勒一樣﹐紛紛改回原來的名稱。那些共產革命元老的塑像﹐也被推倒﹐橫七豎八地堆在一起﹐任人們踐踏。
  最具“復舊”意義的是﹐俄羅斯國家的名稱和旗幟﹐恢復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民主政府時期的樣式。也就是說﹐經過了七十多年的共產革命﹐俄國回到了共產革命前的原點。其實﹐這是正常的﹐回到原點﹐就是回到民主政體﹐名為“復舊”而實為“履新”。因為﹐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治﹐建立了一個新俄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不幸的是﹐俄國這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很快就被蘇共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殘酷的蘇共極權統治。既然本來就是民主共和體制﹐推翻了共產黨統治﹐回復原有的新俄國就對了:即簡單﹑又明確。
  我們中國將來也會有這麼一天:共產黨垮臺了﹐“非共”熱將把毛澤東等中共元老的塑像全部推倒﹐而政體也將恢復到孫中山創建的新中國──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體制。“走俄國的路﹐這就是結論。”當年﹐中國共產黨人用這句口號發動了中國的共產革命。但是﹐共產黨人不可能預見到﹐“俄國的路”﹐最終是個U子型的路──回到原點的路。現在﹐我們中國的民主人士們﹐在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上﹐反而可以套用這句話:“走俄國的路﹐這就是結論”。即:推翻中共政權之後﹐中國應當像俄國一樣“復舊──履新”,即:恢復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體制。
  談到“復舊”而實為“履新”﹐法蘭西共和國的歷史也是一例。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國爆發大革命﹐革命人民攻占巴士底獄﹐創建了法蘭西共和國﹐制定了第一共和國憲法。隨後﹐民主共和與專制復辟進行了八十多年的較量。其間﹐有拿破侖﹑路易.菲利浦和路易.波拿巴的三次專制復辟﹐三次復辟又三次被民主革命打翻。直到一八七五年﹐法國人民推翻了最後一個復辟王朝之後﹐經過激烈辯論﹐決定回到原點──承認“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憲法”﹐繼承法蘭西共和國的大統。從此﹐法國走上了長治久安的道路。
  世界歷史表明﹐很多國家民主制度的最終確立﹐都經歷過專制復辟與民主革命長期而反復的較量。中國也不例外。孫中山創建了民主共和的新中國──中華民國﹐隨後﹐歷經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勛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直至中共披著“共產革命”的外衣﹐在中國大陸實現了專制制度的全面復辟和超級復辟。然而﹐我們堅信﹐民主的潮流終不可擋。中國人民在推翻中共專制之後﹐孫中山所創造的民主共和體制﹐一定會得到重建。
二、什麼是“重建中華民國”?
  什麼叫重建?就是“重新建立”﹐意思是﹐原來有﹐後來被破壞了﹐現在再重新建立起來。重建中華民國的邏輯是非常明確的:
   第一﹐原來我們中華民族有一個共和民主政權──中華民國政府,有一部民主憲法──中華民國憲法﹔

  第二﹐在中共叛亂集團的武裝割據下﹐中華民國政府退居臺灣﹐在臺灣堅守中華民國的法統﹔
第三﹐近年來﹐臺灣政權逐步放棄了中華民國的實質﹐拋棄了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將中華民國“臺獨化”,一句話﹐臺灣政權在背叛中華民國﹔
  第四﹐推翻中共﹐何為取代?重建我們原有的民主政權──中華民國﹐就是最好的取代。而這個取代的性質,就是以“民主統一中國”。這是既簡單﹑又方便的途徑。
三、中華民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提到中華民國﹐我們中國人應當感到驕傲。因為﹐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國父孫中山博士和一大批志士仁人﹐在批駁了改良派之後﹐發動了數次起義﹐終於在一九一一年﹐以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專制統治。
  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皇權統治的歷史。她是亞洲第一個“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共和國。一九一二年三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草就。這是亞洲第一部民主性質的憲章。應當說﹐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建立﹐是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劃時代事件。中國歷史上﹐無數次民眾起義﹐曾經推翻過數十個專制王朝﹐但是﹐建立起來的﹐仍然是另外一個皇權專制。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的建立﹐結束了皇權專制﹐使中國步上了共和國的道路。
  儘管孫中山先生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堅持的時間不長﹐但其民選制﹑最高權力的分散與制衡等原則﹐都標誌著它的民主政權的性質﹐在亞洲開啟了民主的先河。
  一九三五年﹐即使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中華民國政府亦曾召集民主先賢﹐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基礎上﹐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憲法》。抗日戰爭勝利後﹐中華民國政府立即著手落實民主憲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國民政府舉行了由各省市﹑各黨派參加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由國家社會黨領導人張君勱主持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明文規定“五權分立”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等民主原則﹐被憲法學者公認為是一部民主的憲法。中共人士周恩來﹑董必武﹑秦邦憲等﹐曾參與該憲法的起草。對美國自由民主制度倍為推崇的著名學者胡適先生﹐稱這部《中華民國憲法》是“比美國憲法還民主的憲法”。然而﹐中共為了發動內戰﹐不僅抵制這次制憲大會﹐而且不承認這部民主憲法。
  即使在中共破壞憲政﹑全面發動內戰的威脅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民意代表仍然在南京舉行了《行憲國民代表大會》﹐並舉行了自由的總統和副總統選舉。蔣介石的政敵李宗仁﹐雖公開與蔣介石作對﹐卻當選為副總統。中共歷來批判蔣介石﹑國民黨獨裁。請問:在中共的歷次大小會議上﹐有沒有一次像一九四七年國民大會那樣的自由選舉?
  我們應當作出結論:孫中山所締造的中華民國﹐是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憲法》﹐是民主共和憲法。中共用武力奪取政權,建立極權統治﹐就像蘇共推倒俄國二月革命後的民主政府並奪取了政權一樣﹐是一次專制復辟。
四、中華民國在臺灣性質的蛻變──大陸民運的見証
  中華民國退守臺灣之後﹐直到蔣經國時代﹐始終堅持著中華民國的法統。堅守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如果在蔣經國先生之後﹐能真正繼承蔣經國的遺志﹐一直堅持孫中山博士的理念﹐一直恪守中華民國的憲法﹐一直以“反共復國”為己任﹐那麼﹐我們根本沒有必要開展“重建中華民國”的運動。中華民國好好地屹立在那裡﹐哪有“重建”之理?而且﹐如果今天的中華民國﹐仍然是兩蔣時代的中華民國﹐我們中國的問題會容易解決得多﹐或許﹐中共專制早就被推翻了。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有著親身的體會和感受。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國力和技術﹐加上大陸人民反對中共專制的決心﹑策略和力量﹐完全可能推倒中共的專制政權﹐而且﹐歷史也曾經提供了這樣的機會。不幸的是﹐蔣經國之後﹐李登輝執政。中華民國的性質開始被李登輝等臺獨﹑獨臺人士扭曲﹐直到變質。
  我一九八二年在美國創辦《中國之春》,發動大陸海外民運﹐由於我的特殊經歷和地位﹐至今一直與臺灣的朝野﹑各黨派保持著諸多聯繫。二十年來﹐我歷經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三個時代﹐親身體會了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蛻變過程。可以說﹐我是中華民國在臺灣蛻變的歷史見証人之一。而我的見証﹐又有其獨特的角度──因為我能夠從中華民國與大陸民運關系的演化﹐來見証中華民國在臺灣性質的蛻變。
  其一﹐蔣經國時代,中華民國行使歷史使命──與大陸民運“一家人”式的配合運作至今﹐每當我回憶起大陸民運與蔣經國時代中華民國國府之間的合作﹐回想起蔣經國先生對大陸民運的支持﹐心情仍然激動不已。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在紐約曼哈頓的希爾頓酒店舉行記者會﹐宣布創辦《中國之春》﹐發動大陸民運﹐組建大陸民主力量﹐矢志徹底變革專制制度。一九八三初﹐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經國先生就派代表來紐約秘密見我﹐表示願意與大陸民運誠心合作﹐推翻中共專制﹐民主統一中國。記得蔣經國總統的代表說﹐合作的條件祇有一個﹐就是絕對的保密。那時﹐連國府行政院長和國防部長都不知道國府與大陸民運間的合作關係。蔣經國總統直接領導著一個工作組﹐與我們配合運作。宋楚瑜先生曾經擔任過這個工作組的組長﹐直接向蔣經國總統負責。鑒於當時的特殊政治環境﹐我對蔣經國總統和國府的代表提出了真誠合作的“四項原則”:(一)獨立的原則。《中國之春》﹑大陸民運在政治上完全獨立。(二)平等的原則。大陸民運與國民黨和國府之間﹐在互相尊重﹑平等的原則下合作。(三)保密的原則。這點﹐蔣經國總統的代表已經強調。(四)批評的原則。即:我們對國民黨該批評的地方﹐將照批不誤。這些原則﹐蔣經國先生都答應了。特別是批評國民黨一項﹐蔣經國總統回話說:“國民黨是有很多毛病嘛﹐應當批評。”
  蔣經國總統派來的國府代表特別表示:經國總統希望共同努力﹐在我們這一代能夠推翻中共專制﹐在大陸實現民主制度﹐完成中國的統一。中國在我們這新的一代﹐不能再分裂﹑內鬥下去了。
  在我主持《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期間﹐大陸民運與中華民國國府之間的關係﹐真的可用“一家人”來形容。因為﹐雙方本來就是一家人。這種“一家人”式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包括“戰略與策略的制定”﹑“信息的交流”和“財力支援”等。例如﹐國府從大陸內部獲得的資料顯示﹐有一名中共國安部的人員滲透到了《中國之春》編輯部﹐他們就立即將此信息通知了我們。《中國之春》編輯部核實後﹐便策略地採取了相應措施。再如﹐倘若大陸民運某一個項目需要財力支援﹐祇要打個招呼﹐沒幾天﹐指定帳號上就會收到“華僑人士”從歐洲﹑東南亞或南美洲匯來的資金。
  很多老民運都有這樣的體會:在我主導大陸民運期間﹐是大陸民運表現最佳的時期﹐是獲得大陸留學生和海外華僑支持面最大的時期。其實﹐我應當這麼說:在大陸民運與中華民國國府精誠合作的時期﹐是大陸民運表現最佳的時期。沒要蔣經國先生的支持﹐沒要中華民國國府的全面配合﹐《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不可能有那樣的表現﹐不可能取得那樣的成績。
  國民黨﹑中華民國國府與大陸民運如此的密切合作﹐大陸民運是否失去了它的獨立性呢?答案非常清楚:沒有。《中國之春》﹑中國民聯始終堅持了政治獨立的原則。如果大家翻閱一下我主持工作期間的《中國之春》雜誌﹐就會發現﹐那時﹐我們對國民黨某些不當政策的批評是相當尖銳的。我們大陸民運始終支持臺灣民運人士為爭取臺灣民主所進行的努力。在民進黨突破臺灣黨禁﹑宣佈成立的當天﹐我們非常振奮﹐立即舉行了會議﹐決定支持。我們立即給民進黨發了賀信。我們認為﹐臺灣的民主發展﹐對大陸可起示範作用﹐有助於大陸的民主化。
  儘管大陸民運始終堅持了政治獨立的原則﹐為什麼蔣經國時代的中華民國國府與大陸民運關係還能如此的融洽呢?道理十分清楚:蔣經國先生是一個有遠見﹑有容量的政治家。蔣經國時代的中華民國﹐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堅持著國父孫中山博士的理念﹐以在全中國實現“三民主義”為己任﹐堅持“反共復國”的國策﹐將大陸人民視為自己的同胞。正因為如此﹐雙方都以民族大義為重﹐以大局為重﹐以“推翻中共﹑重建民國”為目標﹐求同存異﹐進行了“一家人”式的合作。
  其二﹐李登輝時代中華民國的臺灣化,及其對大陸民運的“情報路線”
  李登輝接掌國民黨和中華民國之後﹐國民黨當局對大陸民運的政策逐步轉向﹐以至後來完全違背了蔣經國先生制訂的路線。說白了﹐李登輝時代的路線是“情報路線”。即:用有限的金錢進行收買﹐將大陸民運變成“情報收集隊”和“情報匯集站”,將大陸民運人士變成“情報分析員”。後來﹐國府便不再與大陸民運合作,以進行旨在推翻中共政權的活動了。
  我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八年曾兩次訪問臺灣。訪問期間﹐我向國民黨有關當局力陳支持大陸內部民主派的重要性﹐力陳中國大陸近年來矛盾的激化﹐指出大陸民運與中華民國國府合作以共同推翻中共的可能性﹐力勸國府當局繼承蔣經國先生的遺志﹐恢復與大陸民運的真誠合作。我對他們說:臺灣安全的最大保障﹐不是花大錢買飛機﹑軍艦﹐不是花大錢做金錢外交﹐而是爭取大陸老百姓的民心﹐是與大陸民運結合﹐儘快地結束中共專制統治。我建議臺灣當局﹐根據目前大陸局勢的發展﹐應當建立與大陸內部民主力量的真誠合作﹐目標應當非常明確──推翻中共的專政。為此﹐國府有必要資助一大批大陸內部的職業革命家。臺灣朝野的反應﹐則是用各種藉口否決我的建議。而在蔣經國時代﹐臺灣國府曾主動建議資助大陸內部的職業民運人士。然而﹐在八十年代﹐限於當時大陸的形勢﹐僅有少數民運人士具有投入“職業民運”的條件。現在﹐形勢發生了根本轉變。下崗工人﹑下崗幹部﹑退伍軍人﹐無業農民和不滿的知識分子﹐到處都是。一九九八年﹐我秘密遷入大陸﹐曾走訪了城市和農村。我發現﹐在大陸組建一支旨在推翻中共政權的職業革命力量的時機﹐已經成熟。
  對於我的建議﹐臺灣朝野一片否決之聲。最“離譜”的是這樣的說法:“我們不能用臺灣納稅人的錢﹐來支援你們推翻‘貴國’政府。”針對這種說詞﹐我嚴肅而氣憤地指出:我們大陸民運向中華民國國府﹑向臺灣朝野尋求的﹐不是臺灣人民的納稅錢﹐而是本來就屬於大陸人民的錢。國府當局撤退到臺灣時﹐帶走了幾十噸黃金﹐而這些黃金﹐很多是國府用金圓券從大陸老百姓那裡買來的。這些黃金的利息﹐就夠我們大陸民運推翻中共了。我來臺灣要的﹐是這個錢。因此﹐我們大陸人民﹑大陸民運來臺灣要錢﹐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我的這番話﹐被臺灣當局掐頭去尾﹑斷章取義﹐在電視上反復播放“我們來臺灣要錢﹐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報導什麼“王炳章說﹐臺灣的錢﹐都是大陸人民的”﹐以引起臺灣民眾對大陸民運的不滿。臺灣報紙用大幅版面發起對我的批判。從此﹐李登輝當局﹐竟在民主的臺灣,把我列入了“禁止入境的黑名單”。
  我訪問臺灣時﹐關於國府支援大陸民運的經費問題﹐有一次“認真”的談話。那是臺灣情治機構派來的。那位官員指出:現在﹐臺灣與蔣經國時代不一樣了。希望大陸民運能夠正視這個現實。臺灣國府現在給大陸民運的經費﹐祇能以搞情報的理由來支出﹐作為一種情報交換。他說:“聽說您王博士在大陸有不少關係﹐您可以動員他們搞中共文件嘛。絕密的價最高﹐機密的其次﹐秘密的最低。中央一級的價錢較高﹐省市地方的較低。什麼文件什麼價﹐我們臺灣祇能以此來‘幫助’你們大陸民運人士。”聽此一言﹐我氣得發抖。我不客氣地說:“我們有骨氣﹑有理想的大陸民運和大陸知識分子﹐是不可能充當特務的。對不起﹐這種交易﹐我不能做。我們大陸民運也有專門的人員收集有關信息﹐用於制定戰略和策略的參考。如果你們有必要﹐我們可以在對等的基礎上﹐進行信息交流﹐如此而已。”在臺灣當局“情報路線”的金錢利誘下﹐我不止一次地對臺灣有關人員表示:“我們寧可餐風宿露﹐也不會出賣靈魂。”
  為什麼在李登輝時代﹐中華民國國府與大陸民運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呢?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李登輝時代的國民黨和政府﹐放棄了孫中山先生的理念﹐放棄了中華民國“反共復國”﹑民主統一中國的國策﹐放棄了中華民國國府對大陸同胞的責任﹐實行了“獨臺”政策。李登輝提出的“兩國論”﹐就是這一政策的集中表現。
  所謂“兩國”﹐李登輝一派的解釋﹐就是“海峽兩岸﹐一邊一國”。李登輝的兩國論﹐使中華民國國府長期固守的“反共復國﹐反獨求統”的國策﹐轉變成了“與共和存﹑分離求獨”的國策。一位大陸人士說:“李登輝的兩國論﹐是企圖把中國當成一塊大餅﹐分為兩塊﹐由中共吃大塊﹐由臺獨人士吃小塊。”的確﹐李登輝等人﹐曾在很多場合表示“希望大陸江江澤民政權穩定”。
  正是在整個國策轉變的大形勢下﹐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國府”與大陸民運之間的關係﹐與蔣經國時代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在李登輝對大陸民運決以“情報路線”而進行利用的政策指導下﹐在大陸,有因一時認不清李登輝真相而被騙下海,因為臺灣收集情報、結果遭遇中共迫害的大陸反共人士﹔在海外,也有因抵制“情報路線”而受到臺灣排擠打擊的海外民運人士。至於受臺灣當局指使和利誘﹐而在海外民運圈內拉一派﹑打一派者,於今亦已經為海外有識之士所共知。歷史的記錄是﹐在李登輝時代﹐大陸民運因臺灣因素的不當介入而受到了相當的破壞。我想﹐很多人對此都有親身的體會。歷史的紀錄是﹐在李登輝時代﹐大陸人民本有很多嚴重打擊中共政權﹑直至摧毀中共專制政權的機會﹐但都在李登輝“希望與中共政權和平相處”的政策下錯過了。關於這兩方面的秘辛﹐我相信﹐將來﹐在適當時機﹐有關人士會予以披露。
其三﹐陳水扁時代,正在臺獨化的中華民國對大陸民運推行“收買路線”。
  如果說﹐在李登輝時代﹐其臺獨路線還“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話﹐到了陳水扁執政後﹐其臺獨路線已經表面化。所以我們說﹐中華民國在李登輝時代“臺灣化”了﹔在陳水扁時代則“臺獨化”了。“中華民國”成了臺灣地方政權的一個代名詞。就像一些臺獨人士宣稱的:臺灣沒有必要宣佈獨立﹐沒有必要再宣佈成立“臺灣共和國”﹐因為﹐臺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就叫“中華民國”。
  在李登輝時代﹐由於國民黨內還有相當一批孫文主義的追隨者﹐他們對國民黨的蛻變和李登輝的獨臺路線還有一定的制約作用。因此﹐在一批有識之士的努力平衡下﹐李登輝時代的國府﹐還是在紙面上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成立了“國家統一委員會”﹐起碼在口頭上﹐還是要追求國家的民主統一的。
  如果說﹐李登輝時代已經將“中華民國臺灣化”了的話﹐陳水扁時代﹐則完成了“中華民國臺獨化”。陳水扁將“中華民國”向“臺獨化”推進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在實質上廢除了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國家統一委員會”。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陳水扁當局也較李登輝時代走得更遠﹐他試圖完全切斷臺灣與大陸之間的政治血脈。最近﹐“世界臺灣人大會”年會在臺灣舉行。這次﹐“世臺會”的主要訴求之一﹐就是更改“國名”──將已經空殼化﹑臺灣化的“中華民國”﹐改稱為“臺灣共和國”。其實﹐“世臺會”的主張倒是乾脆些﹐倒是有“講真話”的勇氣。陳水扁先生出席“世臺會”捧場﹐說明其內心是認同該會訴求的。
  的確﹐在陳水扁“中華民國臺獨化”政策的導引下﹐“中華民國”已經成了變相的“臺灣共和國”﹐祇是出於策略的需要﹐沒有公開宣佈獨立﹑沒有公開變更國號罷了。
  在陳水扁“中華民國臺獨化”的國策下﹐臺灣當局對大陸民運的政策也進行了調整。調整的方向是:收買大陸民運﹐為其“中華民國臺獨化”的國策服務。據我所知﹐陳水扁執政後﹐臺灣當局曾派員與一些大陸民運人士接觸。臺灣當局利用某些大陸民運人士謀生困難﹑希望能夠得到“容易錢”的心理﹐以每月發給生活費為誘餌﹐讓大陸民運人士簽下“賣身契”。“賣身契”的實質內容就是同意“臺獨”。臺灣當局試圖收買一批披著“大陸民運”外衣的“中華民國臺獨化”政策的辯護士和推銷員。
五、臺灣民主化與重建中華民國
  我們必須聲明﹐雖然我們不同意李登輝和陳水扁的“中華民國臺獨化”﹐但絕不否定臺灣近年來在民主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我個人而言﹐民進黨內也有很多私人朋友﹐我對臺灣反對派人士的奉獻精神一直懷有深深的敬意。問題在於﹐我們在肯定臺灣的經濟繁榮和政治民主的時候﹐我們必須認識如下因素:
  (一)臺灣民主化的成就﹐除了臺灣反對派人士的努力這一不可否認的因素外﹐與中華民國的民主法統有著不可分割的傳承聯繫﹐甚至可以這麼說﹐臺灣今日的民主化﹐是中華民國民主法統的繼續。這是因為:
  沒有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專制﹑創建了中華民國﹐就沒有今天的“中華民國在臺灣”﹔
  沒有中華民國無數優秀兒女的犧牲奮鬥﹐就沒有偉大的抗日戰爭的勝利,就沒有臺灣從日本侵略者手中獲得自由解放的事實﹔
  沒有中華民國民主憲法的制定以及在這一憲法下的民主訓政﹐就沒有後來的﹑在中華民國憲法導引下臺灣走向完全民主的發展﹔
  沒有兩蔣總統在臺灣堅持“反共復國”的國策和對臺灣安全的堅決保衛﹐臺灣可能早就被社會主義臺獨或中共所竊據。如果是這樣﹐就根本談不上臺灣的建設和民主化發展﹔ 沒有中國國民黨一貫堅持“自由民主”的理念﹐ 就沒有國民黨後來在臺灣“政治讓權”式的民主改革。我說“政治讓權”﹐指的是﹐一切的和平民主改革﹐除了反對派人士的爭取之外﹐掌權者能夠“讓出政治權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很多大陸民運人士的獻身精神不可謂不大﹐但是﹐由於中共從來就不認同“自由民主”的理念﹐由於中共不肯讓出任何一點政治權力﹐所以,大陸至今纔看不出以改良方式實現民主化的可能性。
(二)除了民主化之外﹐甚至臺灣今日的經濟成就﹐也與大陸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沒有中國國民黨退到臺灣時帶去的大批大陸精英﹐沒有這批精英成功地進行了臺灣的土地改革﹐沒有這批精英根據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制定的臺灣經濟發展戰略﹐臺灣在六、七十年代就不可能有那麼快的經濟起飛﹔
  沒有中國國民黨退到臺灣時帶去的大量黃金(大陸人民的血汗錢﹐一說數十噸﹐一說十幾噸)作為穩定臺灣金融的重要基礎之一﹐臺灣就不可能有後來的金融穩定和迅速的經濟發展。
  因此﹐今日中華民國在臺灣取得的經濟成就和民主化成果﹐實際上應看做是整個中國的財富﹐是整體中華民族的財富。當然﹐我們也不否認臺灣本土精英和臺灣原住民對臺灣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我們要提醒注意的是﹐臺灣今日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成就﹐絕非臺獨人士的私有資產。尤其在《中華民國憲法》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臺灣民主化成果﹐更非單純來源於臺獨人士的“打拚”。臺灣的民主化成果﹐祇是《中華民國憲法》這棵大樹發育出來的一株幼芽﹐一次成功的地方試驗。她的根﹐在全中國﹐她的主體﹐仍在中國大陸。雖然那裡至今仍被凍土封蓋。但是﹐我們堅信﹐一旦解凍﹐必將成長出民主的蒼天大樹。倘若今日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仍然堅持孫中山的理念﹐仍然以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為重﹐那麼﹐就理應運用經濟成就與民主化的成果這一整體中華民族的財富﹐採取進取性措施﹐與中華民國國民的主體力量──大陸人民聯合起來﹐開展新時代的北伐﹐儘快結束中共的專制統治﹐實現全中國的民主化。不幸的是﹐由於獨臺和臺獨人士狹隘的民族主義眼界﹐他們從私利出發﹐將中華民國臺獨化了﹐從而放棄了對大陸──這個中華民國的主體應盡的責任。
  談到責任問題﹐我們不得不指出﹐中華民國政府對大陸人民理應有虧欠之意。歷史的教訓是﹐沒有中華民國國府早期在大陸政治上和策略上的失誤﹐大陸就可能幸免淪陷於共產黨之手﹐大陸人民就可能幸免於遭受共產黨的專制蹂躪。即便在中共殘酷的統治之下﹐大陸還是有數不清的有志之士﹐心向中華民國,心向國民黨﹐“南望王師”﹐一心把推翻中共的希望寄托在“復興基地”中華民國身上。為了響應中華民國原來“反攻大陸”的號召﹐為了保衛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不知有多少大陸優秀兒女﹐在與中共殘暴統治的抗爭中﹐已經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些心向中華民國的大陸人民所付出的慘重代價﹐也為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即使在今天﹐中華民國已經臺獨化了﹐已經把大陸同胞拋棄了﹐大陸無數有良知的人士﹐仍然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為了保住臺灣的民主成果﹐為了臺灣同胞的安全﹐為了不讓中共血洗臺灣﹐而冒著被中共迫害的危險,起而呼籲中共不要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因此﹐我們說﹐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國府﹐在道義上﹐在政治上﹐理應對中國大陸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華民國應當是屬於全中國人民的。如果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放棄了這一責任﹐如果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被臺獨人士竊據了﹐大陸人民反而有責任與臺灣的有識之士一道﹐將中華民國拿回來﹐恢復其本來面目﹐並使之發揚光大。
  還有一個道理﹐需要使意圖將中華民國臺獨化的人士明白。那就是﹐一個民主化的臺灣﹐面對中共專制政權﹐你不摧毀它﹐它就會吃掉你。你想用承認它﹑尊重它﹑甚至獻媚它﹐來換取它對你的承認﹐是非常天真的﹐是與虎謀皮。不改變中國大陸的專制制度﹐臺灣局部的民主成果﹐隨時都在受到威脅,甚至慘遭毀滅。
六、如何開展重建中華民國的運動
  中華民國在大陸被中共顛覆了﹐在臺灣被臺獨異化了﹐因此﹐我們有責任重建她。如何重建呢?我想﹐我們應當開展一個運動──重建中華民國的運動。這個運動大致分為如下幾個層面:
  其一﹐輿論宣傳層面。我們要宣傳中華民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民主共和性質﹔我們要揭開歷史的真相﹐把中共顛倒的歷史糾正過來﹐把中共對中華民國潑下的污泥濁水洗淨──還中華民國本來民主共和之真實而可愛的面貌。同時﹐我們要宣傳﹑學習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創立的三民主義﹐並根據目前現實的國情和國際環境﹐繼承三民主義﹐發揚三民主義﹐光大三民主義。輿論宣傳的目的﹐是使大家達成共識。在共識的基礎上﹐展開行動。
其二﹐藍圖設計層面。要重建的新中國﹐是個什麼樣的模式﹐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進行規劃。誠然﹐幾十年前中華民國建國先賢們所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建國大綱》以及一系列的法規建制﹐不但顯示了她的民主性質﹐而且其實質精神具有永恒的價值。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具體內容必須更新﹐必須現代化﹐以更加適應目前海峽兩岸﹑香港﹑澳門以及國際新格局的現狀。過去幾年﹐臺灣曾進行了幾次《中華民國憲法》的修憲活動。我們則應檢討臺灣修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大陸反對派人士也曾為後共產黨政權起草過幾部憲法草案﹐勾畫過部分未來新中國的藍圖﹐也起草過未來新中國的各項政策草案。我們在設計未來新中國的藍圖時﹐要肯定過去有關人士的研究成果﹐要借鑑這些研究成果。我必須強調的是﹐一個政治運動﹐如果祇知道反對什麼﹐不知道建立什麼﹐是不成熟的。也就是說﹐祇有解決了“擁護什麼”的問題﹐纔能對民眾形成凝聚力量。當前﹐大陸民眾對中共專制腐敗的不滿﹐已經到了極不耐煩的地步。可以說﹐人民大眾在心理上﹐已經完全做好了“改朝換制”的準備。問題是﹐中共垮臺後﹐其“替代政權”的模式是什麼?“替代政權”的國策是什麼?什麼樣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而建立起“替代政權”?解決這些問題﹐就是解決民眾“擁護什麼”的問題──擁護什麼樣的“替代方案”和擁護什麼樣的政治力量。我認為﹐這是大陸民主力量需要儘快解決的。
  其三﹐發展組織層面。祇能組織起來﹐纔有力量﹐纔能達成政治目標﹐這是常識。在輿論動員群眾的基礎上﹐將有共識的精英和群眾組織起來﹐使之凝聚成政治力量﹐就像當年中華民國的建國先賢們成立同盟會一樣。
  其四﹐資金籌措層面。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我們應當成立“重建中華民國基金會”或“新中國基金會”一類的籌款機構﹐為推翻中共﹑重建中華民國的運動籌措基金。
  其五﹐行動策劃層面。我們要在中國大陸策劃一系列旨在推翻中共政權的行動。我認為﹐我們不要再浪費精力﹐作那些對中共政權沒什麼實質性打擊的事情了。現在要作的﹐就是實際策劃那些可能推翻中共政權的動作。要集中力量﹐策劃出一個﹑兩個﹑幾個大動作﹐觸發中共政權的金融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以學運﹑工(農)運﹑兵運的模式﹐最終導致中共的垮臺。祇有瓦解中共的專制統治﹐纔能重建一個民主的新中國。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的是﹐重建中華民國﹐使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是我們全體中華兒女的責任。我們必須結合中國大陸﹑臺灣﹑港澳﹑海外一切華人的力量﹐重新舉起孫中山的旗幟﹐重建曾經屬於﹑未來也必然屬於全體中華兒女的中華民國。當然﹐我們必須最終接受大多數中國民眾的選擇:在推倒中共政權之後﹐國號﹑國旗﹑憲法這些問題﹐必須由全中國人民來決定。我們在這裡﹐祇是提出了一個簡便而具體的方案──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和憲法。這一方案是否可行﹐必須最終由人民作出選擇。不過﹐我們可以斷定﹐不管將來人民選擇什麼“替代方案”﹐其精神和原則﹐都脫不出中華民國及其憲法的民主共和性質。就此意義上講﹐研究﹑繼承中華民國的傳統﹐無論如何﹐都是必要的。
  一九九六和一九九八年﹐我訪問臺灣時﹐臺灣朝野的獨派朋友們竟然不止一次地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假如﹐將來你們中國大陸民主人士掌握了政權﹐臺灣宣布獨立﹐你們會不會像中共一樣用武力攻打臺灣?我思索了一下說:將來﹐大陸民主了﹐按照我的意見﹐將實行中華民國憲法﹐大家在一個憲法下﹐成了一家人﹐共同選總統﹐那裡還有什麼打不打的問題?一句話﹐說得獨派朋友們啞口無言﹐祇能以掌聲回應。當時的一句應景之語﹐現在想一想﹐或可能成為未來解決海峽兩岸問題的最佳選擇。據說﹐當年毛澤東對拋棄了“中華民國”的國號﹑採用蘇聯所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名﹐非常後悔。更名一舉﹐曾給中共政權進入 國際社會帶來很多困擾。說實在的﹐中共的專制政權也根本不配使用民主“中華民國”的名號。中共的這個“改名錯誤”﹐或許給我們這一代中國大陸人留下了一個契機──將“中華民國”重新喚回中國大陸和整個中國。

寫於二零零零年三月

Saturday, January 16, 2016

“依法治国”的真意

“依法治国”的真意

习近平上台后给世人的礼物之一是依法治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时隔三年,人们看到:习近平通过反腐、军改、经改以及一切可能的话题,把党政军各项权力关进了笼子,但不是关进宪法和法律的笼子,而是关进了习近平个人独裁和权威的笼子。
步着毛泽东的脚踪,习近平拼命紧抓军权,再次把“朕即法律”的铁律诠释得淋漓尽致。中国有法,不仅有宪法,还有卷帙浩瀚的法律。但这法不是用来治国的,而是习近平可以任意用来整治臣民的。这就是习近平“依法治国”的真意!“妄议中央”的帽子让党内鸦雀无声;而“颠覆国家政权罪”,“涉嫌煽颠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罪名则随时伺候着还有独立思想,发出不同声音的民众。
高唱“依法治国”高调的习近平所做的惊人之举之一就是在去年的709大肆抓捕依法立言,依法行事的律师。更在一跨入新年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涉嫌煽颠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罪名逮捕了其中的刘四新、王宇、包龙军、王全璋、高月、周世锋、李姝云、谢燕益、赵威、谢阳等律师和律师助理。刘四新、王宇、王全璋、周世锋、李姝云、赵威等六人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包龙军、谢燕益、谢阳三位律师被控“涉嫌煽颠颠覆国家政权罪”,高月被控“帮助毁灭证据罪”。
手无寸铁的律师何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赵威的丈夫游明磊对赵威被当局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感到愤怒。他说:“她这么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91(年)的嘛,做一个律师助理,也刚刚做这行不久。你说她一个小姑娘手无缚鸡之力,她凭什么去颠覆你一个几千万党员、几千万军队的政府啊?这是毫无理由、非常荒谬的一件事。”

同时习近平还变本加厉以刁难、关押和失踪等手段镇压异议人士和民主党人。著名民间活动人士郭飞雄再次被判刑六年,著名异议人士胡实根被长期失踪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著名民主党人秦永敏及夫人被失踪一年多后至今没有下落。
凡此种种都说明,以“自信”为护身符的习近平实际上极端的心虚和恐慌,时刻生活在担心被“颠覆”的恐惧之中。故而滥施淫威,虚张声势。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可以休矣!
然而面对如此暴君,中国并不缺少铁血“男儿”,1月14日,周世锋的代理律师杨金柱到天津第一看守所,要求会见死磕律师辩护权。杨金柱说:“为周世锋颠覆案的律师辩护权,吾将抬棺前行!中国30万律师同仁们:杨金柱已经过了60岁了,已经完全活明白了!男子汉大丈夫,应当有担当!作为执业30年的刑辩律师,为了追求心中的正义,为了对中国现行法律的信仰,为了维护中国刑辩律师的神圣辩护权,杨金柱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决心再次抬棺上阵,与违法公权力再次大战风车!虽千万人吾往矣!”
壮哉!当代的唐吉钶德!
有言道:民不畏死何以以死畏之!像杨金柱这样的男儿当层出不穷,而习近平多行不义必自毙!大中华圈内的台湾以公开、透明的全民选举展示了什么才叫“权为民所赋”,给了习近平一个响亮的耳光。如果习近平仍不知悬崖勒马,其下场必然是步齐奥塞斯库和卡扎菲等独裁者的后尘。
新年伊始,中国股市的四“熔断”,银行宣告美元无库存等等的境况,明白无误的显明:习近平滥用民众三十年创造的红利瞎折腾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
中国民主党人深信:既然深夜已经到了,黎明还会远吗!

中国民主党(海外)
美国委员会评论员

芾箐
fu qing

2016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