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任迺俊
2015年2月15日下午5时30分，上海邱蓓、任迺俊、杨勤恒、王宗泽、张平、于飞燕、丁德元、殷振华、朱金娣、黄小芹、陈伟良、陈建芳等14名人权捍卫者集会呼吁释放所有在押良心犯、政治犯。
编者按：迄今，还有许多经历过或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在缅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还在把毛泽东时代想象成平等的国度，清明的世界。他们或者是掉在无知浪漫的迷思里，或者是骨子里浸透了自豪的奴性。他们理应认真反思和了解那个年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状态。上海任迺俊首发在《民主中国》的《我的中统特务父亲》就是那个时代浩瀚无际的悲剧大海之一粟。
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何等愚不可及，被匪徒欺凌、压迫却不断反思自己的罪责，还对施虐者感恩戴德。
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位善良本分的母亲不得不为了避免全家的灭顶之灾，听任痛不欲生的亲人走上绝路。
从中还可以看到“活人不能替死人报仇，却指望死人为活人报仇。”这令正常人哭笑不得的场景。
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到即使在那疯狂黑暗的年代，依然有人性的闪光。以此可以相信：中国人终究还是有希望的！
当有人在盼望《东方又红》的时候，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经历过那种生活，或认真了解过那种生活的人们一定会拒绝那红色，拒绝那血色的浪漫！
但拒绝了红色的腥中国，中国向何处去？
他那“脑梗脑子糊涂了才敢讲真话”的二哥所讲的话发人深省：国民党来了你要为小喜子报仇啊！我们愿意相信：他盼望着由清澈、温和的蓝色所象征的民国的回归！只不过他把国民党和民国划了等号。他二哥是注定要失望了，如今国民党荣誉主席都回来过了，只不过是带着献媚或带着苟且偷生之心乞求五斗米！因为中国国民党在过去几十年，在一批又一批败军之将的领袖；吃里扒外的领袖；懦弱无能的领袖和鼠目寸光的领袖带领下，完全锐变成了连岛国也守不住的台湾国民党。诚如辛灏年先生所担忧的：今天的国民党成了“顶着中华民国的国号，却要抛弃中华民国的国统；承继了中华民国国统，却又要背离整个中国；挂着中国国民党的招牌，却要菲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念、诋毁中国国民党的基本民主性质、歪曲中华民国民主建国的艰辛历程、否定曾在艰难时代为台湾的繁荣和进步奠定了历史基础的蒋介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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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一方面企图将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传承予以腰斩，一方面则企图诱导整个台湾走上分裂祖国和割断历史之路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
然而废党国，兴民国的历史大潮不可逆转，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属于全中国各党派，属于全体中国人。任迺俊很有先见之明，那时就对他哥说：“我们不要指望国民党，建立民主中国要靠我们自己。”如今，国民党不再承担的历史责任毫无疑问将由两岸三地的广大民众和中国民主党人来承担！
专制复辟的时段不论多长，终究是民主历程中的插曲！
重建中华民国！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1968年七月初上海市黄浦区东昌街道太平里委陆家渡路181弄25号周围，突然贴满了大幅标语，打倒国民党中统特务任宇亭！把国民党中统特务任宇亭揪出来示众！后来还有把隐藏的中统特务揪出来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杀气腾腾五花八门的口号。
25号的门口也挂着中统特务写的认罪书。
当年我16岁，这个中统特务就是我的父亲，如果今天你们问我，我的父亲是中统特务吗？
我只能遗憾的告诉你，邪教组织发疯了，把我父亲打成国民党中统特务。可是除了他没有哪一个特务组织会发疯，吸收一位极端愚昧善良，胆小怕事的人参加特务组织，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我父亲这样的人，够资格做特务吗？我1952年出生上海，一九五六年父亲大约是里弄小组长没有把别人动员去江西农村，于是自己一家九口到江西永丰县农村。
在我印象中一年没有几天可以吃饱肚子，因为水土不服，一次父母半夜偷偷带着全家出门想跑回上海，没有一个小时就被民兵抓住，枪上的刺刀指着我们，吓得我哇哇大哭，逃跑失败。到了五八年人民公社了，家庭不允许烧饭吃生产队食堂，山区的水土不服致全家疟疾与红眼睛，全家病倒父亲只得到县城买药，第二天我家到食堂吃饭，食堂不给吃说我们家没有劳动。
当地看到我们家老弱病残没有利用价值，从过去抓我们不让走，到主动叫我们离开，可恶的生产队干部临走饭都不让我们吃，于是父兄挑着担，母亲背着几床席子手上抱着几个月大的妹妹，一路饥寒交迫回到上海。
没有房子我们冬天睡过露天，毛泽东时代一切食品与生活用品都是要票証的，我们家没有户口当然没有粮食供应，我家一天两顿菜皮汤，小妹发高烧抽筋
父亲就咬脚后根拉头发弄醒，从不买药更谈不上医院。一次父亲捡到一个小孩带的金木鱼，父亲绝不想到给饥寒的全家吃几口饱饭，而是寻找失主，找到失主后得到的报酬是一大碗饭。
我们早就该读书啦，临时户口的孩子不让读书，母亲带着我与姐姐弟弟到学校要求读书，老师问我们长大做什么？我回答长大参加解放军空军解放台湾！弟弟说他要做海军解放台湾！
那时尽管自己饥寒交迫可是做梦也想解放台湾。因为听说台湾人民与世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地主资本家骑在工人，农民的脖子上用皮鞭抽着干活。
1960年十月十日在开学一个多月后户口终于让我们全家报进，小姐与我插班进学校读书，后来老师说我小姐跟不上，让她回家明年从头读书，我不单跟上而且做了班长。
我们尽管住的是漏雨的矮草房，但我们全家感到太幸福了，绝对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早就把毛泽东迷信成神的父亲，文革中每天领着全家在毛泽东像前向毛泽东早请示，晚汇报，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就在我们全家像全国人民一样，被这个世界上最大最恶毒的邪教组织训练的像一只只机器狗，正在如痴如狂无限崇拜毛泽东时，父亲突然被里委打成反革命国民党中统特务，你不承认行吗？里委群众专政队说你不老实连斗带打，就是再大的冤枉也不敢不承认？从此不许这个特务出门收废品，但是一天必须在门口扫两次地，这个地扫的比任何人干净。
为什么我的父亲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仅仅是抗战初期父亲为了做生意被国民党侦缉队抓过一次，后来就认识了这些国民党侦缉队，文革中就说我父亲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搜集了日本人二三十份情报，从此红色恐怖笼罩了我家。有一段时期我的小姐姐，看到陌生人从我家门口走过就会吓得哭起来，说人家来抓我父亲了。
我的生肝炎病做临时工的二哥，看到我父被打成反革命特务，赶快举债结婚住到外面，还是在他单位被批斗监督劳动一年。
全家七口就靠刚刚工作的姐姐30多元工资，为免饿死全家每天一锅稀饭，连素菜都是偶然的奢侈品，中秋节二哥拿来面粉，韭菜到我家做韭菜饼过中秋，月饼那是想也不敢想，就在韭菜饼刚做好几个，小弟从外面游泳回来惊喜极了，大叫啊韭菜饼拿起一个兴奋的一跳，一头撞在门框上，(屋矮兴奋的忘了)昏倒在地，第二天才能开口说话，韭菜饼给全家带来的欢乐，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那没有丝毫民主与法制的年代，一个最基层的里弄就能把一个愚昧愚忠无辜的老人打成反革命，可怜的小弟中秋节因一个韭菜饼，还没有吃上一口就乐极生悲。
而后小弟就有了外伤性癫痫，经常昏过去抽倒在地，一直到死家中无钱为他治疗。
1972年七月五日小弟吃了稀饭到黄浦江游泳一去不返。七号东昌路派出所很有人性的把我父母兄姐妹叫到派出所，(当时我在江西农村插队)然后再带到水上派出所，这时候全家看到了悲惨的一幕，全家顿时撕心裂肺在地上滚着哭，哭声之惨年轻的警察大概从来没有看见过，而后警察收三块钱火葬费，全家老少都凑不齐，善良的警察忘记了阶级斗争，签字替一个反革命家庭免收了火葬费，这个中统特务父亲
脱下了自己身上的衣服，给光着上身的儿子穿上，把儿子送进了火化炉，而后自己光着膀子离开。
我姐看警察善良就大胆哭诉全家遭遇，警察说里委这样不对，很快解决了父亲工作问题每月有36元工资。
我永远忘不了这位恩人徐，在毛泽东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年代，死了人只有人踩上一脚没人同情的年代，徐警察如此善良实属罕见。
小弟死后几天全家无人吃饭天天痛哭，我从江西回来哭倒在地，质问父母明知道小弟有病为什么不管他让他黄浦江游泳？(小弟的尸体逞痉挛抽搐状，结论是癫痫发作而死)
母亲在我多次质问下叹了一口气告诉我，没办法小弟不死全家死。
原来事出有因各位请听我说，我当时是69届初中毕业生政策全部上山下乡，我是黑五类子弟不能到农场与军垦拿工资，于是穿了一身破衣到江西农村务农没有工资，小姐姐七零届残疾不能分配，小弟七一届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到小弟这一届分配时，黑五类子弟也可以到农场拿工资，小弟高兴极了，天天对父母讲他要报名到黑龙江农场，黑龙江农场工资高，工资全部每月寄给父母，哪知道临分配时学校说小弟是癫痫病不能分配。
母亲告诉我小弟急火攻心从此天天在家讲反动话，别人唱东方红毛主席是大救星，小弟叫大灾星，母亲说如果今后小弟到外面讲，小弟被枪毙父亲也肯定被枪毙，全家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打死和坐牢，叫他不要讲他还要讲，于是他要游泳让他去，要死让他去死，省的害全家。
全世界人民想一想世上之惨有这样惨吗？母亲为了防止更大的灾难，故意让最爱的儿子，想养家的儿子去死，儿子仅仅是在家里讲了“反动话”。这个儿子曾经大冬天冒着饥寒，到马路上捡香烟屁股给父母抽被小流氓毒打。
可能今天有人要怀疑是不是我父母太胆小与残忍，我告诉你们在那红色恐怖年代，被中共判死刑的没有一个敢说毛泽东是大灾星，如果小弟这话到外面讲，我全家不仅要被政府判死刑，甚至要被那些受中共邪教毒害的革命群众活活打死。
可怜的小弟在饥饿疾病恐怖中生活了17岁多一点穿着一条短裤离开了人间。
小弟的惨死使我对毛泽东的最后一点迷信彻底消失了。
我的小弟当时根本不懂政治，这因为家里太穷，急于想养家糊口毕业有病不能分配，绝望时仅仅在家发泄一下，为免全家灾难父母就故意让儿子去死，世上有哪个朝代？如此残暴！邪教政权才是真正的吃人社会，不灭亡天理难容。
小弟死后，由于徐警察的关心，父亲有了36元工资，小弟活着的时候他的父母没有能力经常让他吃干饭，他死后经常烧一大碗干饭供小弟，还烧上纸钱，顺带给小弟一封信，第一要求小弟收到钱不要在阴间赌博，第二信中还有几个里委干部的名单，以及几个过去经常打小弟的小流氓名字，叫小弟的鬼魂抓拿他们到阴间。
这就是可悲的中国老百姓，活人不能替死人报仇，却指望死人为活人报仇。
迫害小弟至死的，难道仅仅是里委干部与几个流氓学生？
我们家里除了我和二哥，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我二哥也仅仅是在后来临死一年前，脑梗脑子糊涂了才敢讲真话，每逢看到我就会流着泪对叫着我的小名小俊子啊，文化大革命与我们家血海深仇啊！
国民党来了你要为小喜子报仇啊！小喜子就是我的弟弟任迺喜。
我的二哥还说国民党来了，他要亲自做刽子手报仇，过去清醒的时候哥绝不敢讲这种话，现在糊涂了讲胡话。我对哥说我们不要指望国民党，建立民主中国要靠我们自己。
老父亲在斗得最悲惨的时候偶然有一点怨恨，可是马上就又忘了，到殡仪馆见我弟弟骨灰盒的时候号啕大哭，一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到县市口，县市口应该是老家淮安一个什么地方，否则不会认识国民党侦缉队，那么就不会打成中统特务，小弟就不会惨死，第二怪小弟不听话去游泳，这个中统特务从来没有恨过共产党或者文化大革命，其实如果不是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愚昧，中国人民会蒙受这惨剧人寰的红色恐怖吗？
晚年我的父亲逐渐老年痴呆了，刚退休时是几十元钱退休金，后来物价飞涨退休金变成了几百元，每当父亲拿到了退休金就会激动的说，感谢人民政府啊！我坐在家里给我这么多钱！
1991年父亲临终前脑子已经相当糊涂，六亲不认了，可是经常唤起小弟的小名，父亲一旦唤起小喜子，就会引起全家一片哭声，我的弟弟早就在我们全家心中刻骨铭心。
可是所有的姐妹们都认为共产党是好的，坏就坏在里弄干部。
自从小弟死后我义无反顾的走上了反独裁反专制的道路，我告诉她们，我父兄被斗，我可以不计较，但是我弟弟的死，这是不共戴天的事，这不仅仅是里委干部的问题。
几个姐姐为了阻止我，曾经说大家一起跪到我家，我不答应就跪在我面前不起来，我告诉她们如果这样我会更加变本加厉，在我面前他们没有敢跪，可是后来她们还是找到跪下的机会，去年七月12号我被抓，警察后来告诉我我的两个姐姐跪在派出所痛哭不肯起来，我回答警察这是我的羞耻，我不会因为她们的跪下，而改变我的争取自由民主改变中国的决心。
文革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恐怖，不但人民被斗的惨不忍睹，连忠实走狗也被斗得血肉横飞，中共自己也承认是十年浩劫。
可是文革的罪魁祸首却躺在水晶棺材里让人民崇拜，独裁者为了继续专制与独裁，不惜冒文革再现的民族巨大风险不顾，令人不寒而栗。
为了消灭中国的红色恐怖与封建毒瘤，为了防止文革重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担起责任揭露真相，唤醒大众。
上面每一句讲的话都是事实，没有虚沟与夸大，连地址都是以真实的，唯一的出入是我父亲的名字，同音不同字，我想这点大家是会理解的。
2016.3.28上海任迺俊
